小时代的“原住民”

“80后”代言人郭敬明将他们所生活的时代称为“小时代”。其实，所谓的小时代在70年代就已经开始。在切断或者接不上个人与历史的关联性方面，“80后”与“70后”有先后相续的承继性，所不同的是“70后”追求与历史的析离感，而“80后”却惊讶于这种析离之后的漂泊无依，甚至要寻找重新连接的可能性。“80后”评论家杨庆祥在一篇文章中，困惑于个人与时代关系的失联：“无法找到历史与个体生活之间的有效的关联点，所以不能在个人生活中建构起有效的历史维度。”（《希望我们可以找到那条路》，《天涯》2013年第六期）其实，他所陈述的宏观历史与微观日常生活之间逻辑链条的断裂，是“70后”追求逃离历史现场、奋然投入自身怀抱的结果。从大时代的一路仓皇回撤，最终使每一个人都退回到一个十分狭小的胡同里，“‘80后’退回到社会最隐蔽的角落——卧室或者是电脑的终端”（同上）。最终呈现出来的，是一个由无数破碎个人空间罗列起来的所谓小时代。小时代被理解为个人的、细致的、功利的、物欲的，是一种精致的个人主义生活样式，或者说是一种生命消费方式。

“80后”多数是独生子女，他们应当承担的许多来自社会领域的压力，大都被他们的父辈乃至祖父辈抵挡了。除家境贫困者外，传达到他们身上的社会历史信息相当有限。如果说“70后”成长在个体从历史现场向个人生活撤退的过程之中，那么“80后”成长的年代，这种撤退已经基本完成，接近终点。因此，“80后”被称为小时代的“原住民”。将自己的生活与无数人的命运捆绑一起的所谓大时代，在他们这里已经宣告终结。他们对于发生在父辈身上的、波澜壮阔的社会进程并无记忆，而“70后”作家所沉迷的欲望消费他们也早已习以为常，不复惊怪。因此，以欲望沉迷来叛逆历史惯性与社会入侵的那股拧劲儿，在他们这里已经烟消云散，因为在他们的生活里似乎找不到历史的影子，也找不到可以将生命固定起来的形上之物。他们很多人做的梦，是一种温馨的小资乃至中产阶级之梦，房子、车子和日进斗金，这些实在之物成为这个美梦的组成要件，也是评价一个人是否成功的标志。就像杨庆祥提到的，“我的一个朋友曾这么向我描述，他最大的理想是，在一个周末的傍晚，他开车带着自己的妻子，后座上坐着自己的孩子，在一顿丰盛的晚餐后，去看一场文艺电影”（同上）。这种梦“看起来不过是基本的人性的诉求，但是，在中国90年代以来的语境中，它代表了一种终极的乌托邦式的存在”（同上）。这种乌托邦正是“50后”“60后”曾经极度蔑视的，是与“50后”“60后”年轻时向往的乌托邦完全相反的，是另一种版本的乌托邦。有人把“80后”这种乌托邦理解为“青春犬儒主义”，它的宗旨是做一条舒服的狗，它与古典犬儒主义的区别是，“它不再是愤世嫉俗，而是玩世不恭”（邵燕君《中国当代青春文化中的犬儒主义》，《天涯》2014年第一期）。“80后”喜欢以一种嘲讽、戏谑的方式谈论事物，他们心中几乎没有什么神圣、庄严、沉甸甸的东西。或者说，在他们的生活中，所有神圣庄严之物都被货币的支付能力所解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