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子丹

这几年，常常有些春青岁月大盘点活动，比如纪念知青下乡多少年、纪念恢复高考多少年，组织者最先想到的就是出版回忆录和画册，希望把那段历史用每个亲历者不同的表述来复原。我就接到过好几个电话和邮件，约我写知青生活、写大学生活，也有问我是不是进过工厂参过军的。可惜我哪一伙也没法加入，没资格。我没当过知青，没当过工人，没当过女兵，也没参加过那时大伙儿都趋之若鹜的高考，整个是一散兵游勇。

在同龄人里，我经历可能有点儿特殊，写出来也难免平淡，但无论如何于个人是一段成长的经历、于时代是一个小人物留下的印记。历史万花筒中的图案，不正是由各种颜色、细小碎屑的活动映射出来的吗？故不妨一叙。

死水城市，微澜人生

1970年，又一个新十年开始之际，我们的城市长沙，令人感到很寂寞。

长沙是湖南省的省会，在中国近代史上曾经非常著名，有许多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件在此地发生，也是热血湖南人叱咤风云的舞台。由于有着革命、暴力、斗争的传统，湖南的“文革”在全国也是出了名的激进，文攻武卫都有登峰造极的人和事。在我的印象里，自“文革”开始，长沙街头每天人头攒动，尘土与喧哗一起升腾，不同派别的高音喇叭互相攻讦对骂，不舍昼夜。武斗高潮期，大卡车载着一车车头戴钢盔手持枪支的青壮年，响着尖锐的口哨，来来去去。大街小巷时有真枪实弹的战斗，一些重点单位，战斗还很激烈。我家所住的院子，是湖南省文联宿舍，对面就是省公安厅、检察院、法院合署办公的大院，曾经被不知什么身份的人持续攻打，白天枪声响成一片，到了晚上曳光弹拖着亮亮的尾巴，在我们窗外飞来飞去。大院里有个孩子在自家凉台上睡觉，竟被流弹击中身亡，吓得父母忙命我们都集中到带走廊的房间去睡地铺。

我们的院子，是最早受到冲击的场所。地方政府为周立波、康濯、柯蓝以及我父亲蒋牧良四位作家回家乡工作，于60年代初特别修建了几栋别墅，以当时居住水准而言，大大超标。“文革”一起，这四个人首当其冲，在第一批揪斗“三家村”的阶段已经落马，加之这个院子的建筑格外显眼，抄家的事情经常发生。一伙人忽地闯进家里，东翻西翻，见到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东西，写个条子扔在桌子上抱起来就走，那上边的署名五花八门，诸如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红色江山自卫队等等，也不知道他们是谁，属于哪个系统。各家的家长经常不知为什么事，被什么人带走，失踪少则几天，多则个把月，又莫名其妙给放回来了。哭哭啼啼的家属成天缠着机关里的群众组织要人，有时候也拖儿带女到与文联有关的单位去找，说不定也就给要回来找回来了。后来家家都有了经验，对付这些人，能躲就得躲，能逃就得逃，孩子们成了保护家长的流动哨，一旦碰到陌生人进了家门，赶快到路口去守候，等父亲从机关回来时，通知他别回家，在外边等候警报解除的通知。这样的经历多了，我们已经变得远不像先前那样害怕了，每次成功地保护了父亲一把，心里还会产生自豪感。

最混乱的时期，随着军管会的介入结束了。我们的家长也都按单位和系统进入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专政班，被关押在固定的地点，接受无休无止的审查。孩子们的任务，是每个月获准到那儿去探亲，送去些日用必需品，领回按家庭人口计算人均十五元的生活费。老三届的哥哥姐姐们或上山，或下乡，或参军，剩下的孩子里，年龄最大的就是我们这帮小学毕业生。“文革”开始时不过十一二岁，半懂半不懂地跟着家人担惊受怕，久而久之，那种每天都有变数的生活，对我们而言，已是兴奋大于恐惧，因为我们自认为已久经考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