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音乐家、艺术家、设计师、时装和精品店在整个英国，尤其在伦敦不断涌现，给青年文化崇拜的出现提供了背景与推动力，同时也促进了相关商品的销售。然而这一切并不涉及任何商业阴谋，也完全没有提前性计划——正如薇薇安和麦克拉伦后来指出——时尚和流行音乐中的任何元素，都不可能长期保持未经开发的状态。受教育权利的开放为薇薇安这一代的人带来了深远影响，语法学校可以入学了，读艺术学院也有了助学金。对于像薇薇安一样出身工人阶级的孩子来说，虽然他们各自的意图不尽相同，可能仍然心怀对社会的愤慨，但都能够通过语言或图像的形式，来表达自己对新兴消费主义和大众营销的看法了。在青少年时期，贝尔先生就发现了薇薇安在设计上的天赋，并骄傲地说她未来可以成为撰稿人，而她也确实走在了平面设计的前沿。战后一代的人们被无间断的广告轰炸，这是任何时代没有经历过的，而这些广告影像大部分都出自新兴艺术学校的学生之手。英国的流行文化和艺术学院联系在一起并非偶然，两者形成了相辅相成的关系。其实，对某种音乐或潮流风格的宣传，并非仅仅只为了销售专辑或服饰，它已经成为一种表达归属感的新语言。“彼时的青年，赶上了最好的时代。”薇薇安说，“我们活出了自我，并通过服饰表现自我。或者，正如马尔科姆后来所说，我们都在寻求自我身份认同。”薇薇安这代人是第一批将图形艺术、时尚、音乐和身份认同融合在一起的伦敦人。这是一段前所未有的故事，充满英国特色——用服装就可以将圈内人和圈外人区隔开来。

现代主义时尚风格的德里克追随着飞行员的梦想离开了伦敦。在儿子本·威斯特伍德童年的大部分时间，他都生活在卢顿机场及附近，几年之后，他再次结婚，但他一直都在尝试做一个最棒的父亲。在婚姻破裂之后，德里克对薇薇安仍然十分忠诚。而伴随着名气的日渐增长，薇薇安也一直沉默寡言，对于那段短暂的婚姻以及分手的理由都少有评价。夫妇俩于1966年正式离婚。

“对于去世的人，我总能十分自如地谈起，包括马尔科姆在内。”薇薇安一边说着，一边将头扭到另外一边，望着巴特西的天际线，那样子就像是我应该知道，那是她即将打破沉默的信号一般。“在他生前我没能说过的一些事情，现在我可以说了。就像他们说的‘给生者以尊敬，还逝者以真相’。在马尔科姆活着的时候，我会保护他，但现在不用了。我并没有要将家丑外扬的意思，不是那样。但是逝者需要真相。”

“我的恋爱史少得可怜，非常、非常少，交往过的男朋友屈指可数。”薇薇安说着向我伸出戴有珠宝的手，那意思是大概用五个或者十个手指就能数过来。不等我开口，她又继续说道：“我一直以来都没有多少男人，从来都只对一个人忠诚，而且同一个时间交往的对象绝对不会超过一个。我觉得马尔科姆是我交往的第一个有智慧的男朋友，在他之前的都不能用这个词来形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