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薇薇安的故事中，最重要的人就是马尔科姆·麦克拉伦。有些人认为他们的伙伴关系堪称改变了整个世界。他们二人联手塑造了朋克音乐：它的造型、它最著名的乐队和它的思想——如果说它有思想的话。正是这段关系，将薇薇安同“性手枪”乐队联系起来，经历了《天佑女王》专辑所带来的狂欢之夏，参与到专辑和影像的制作，并最终目睹了乐队的没落。也是这段关系让她有了第二个儿子——乔·科尔（Joe Corre）。后者告诉我说：无论你怎么看，我妈妈的威信最初是在朋克摇滚中建立起来的，原因很简单，因为那是一种改革。在那之前，没有任何人感受过那样的音乐。朋克摇滚是一种狂热愤怒的爆发，它配套的影像和声音可以从不同角度来解读。它的元素——包括服装上的暗讽图案、恋物装、不良服饰、T恤标语——在时尚中反复运用，迄今而至，它的精神仍然出现在流行乐的每一波新浪潮之中。朋克摇滚流行的时间可能很短暂，参与其中的具有影响力的人物也出人意料的少。作为一场革命，它并没有带来明显的结果或涌现社会思潮。但是有些人，比如威斯特伍德的总裁克里斯多夫·迪·佩特罗，却会告诉你，朋克对于商业实践的影响一直持续至今日，甚至改变了政治话语，为正统的覆灭推波助澜，为异端创新提供了舞台。也有人认为，是朋克音乐改变了人们对非正统性行为的态度，让更多的人接受了便装星期五，并鼓励大家保持自己的个性。在当时很多人持有这样的疑虑（尤其是因为朋克摇滚很快就屈服于商业化的力量）：它除了言辞不清的咆哮之外，对于西方文化的真正贡献还有什么？但即使如此，大家都一致认同，薇薇安和马尔科姆这一对不甚般配的情侣是当时伦敦的风云人物。本书也将着重介绍，他们对于塑造朋克造型、以及推动伦敦潮流发展的重要作用。薇薇安在最初起草这本自传的时候曾经说过，自己的部分动因在于，希望能尽最大可能地做到忠诚，如实地记录下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即使对于她自己来说，忠实记录也是一件难以把握的工作，但是她一直在坚持。我在这里想改编一下托尔斯泰的名言：情侣们在一起的原因都是类似的，但是分手的原因往往却纷繁复杂。就像薇薇安和马尔科姆一样，他们的分手充满艺术与个性色彩，就如同火山爆发一样，原因即使是当时的自己可能也无法明确解释。两人在创作和个人生活上的合作关系带来了颇富争议性的影响，并且从20世纪60年代末一直延续到80年代初，他们的故事存在于朋克摇滚和流行音乐明星的心里，存在于他们的儿子的痛苦记忆中。在一次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的服装发布会上，马尔科姆并没有亲自参与服装设计，薇薇安就没有将他的名字写入主创名单之中，两个人为此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甚至直到2010年，薇薇安在马尔科姆的葬礼上仍然受到激烈质问。想解开两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其难度无异于拆开薇薇安设计的最精致的针织衫。不过这一切都要始于在赖斯利普（Ruislip）邮局的一次偶遇，当时这两个人一个是活泼机智的艺术系学生，另一个是这名学生最好的朋友的姐姐……

我认识马尔科姆，因为他是弟弟戈登的朋友。那是在1965年。当时我的唯一收入是制作珠宝首饰，再到波多贝罗的路上兜售，而且也搬回去和妈妈住在了一起，以此来应付生计。马尔科姆经常到我家邮局楼上的公寓里找戈登，有时会帮我做上两三个小时的首饰，我对他设计的现代主义时尚风格的作品印象深刻，觉得他真的很厉害。他经常趁母亲到楼下看店的时候来，我于是有机会慢慢地了解他，但母亲一直都不大喜欢他。有时候戈登去学校了，他也会过来，这让我感到诧异。他来找戈登的时候，也只是两个人坐在公寓里聊天，我则在一旁边做珠宝，边照顾小本。于是慢慢地，我就和马尔科姆熟悉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