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运的是，西班牙首相何塞·玛丽亚·阿斯纳尔站到了布什这边，他点了支雪茄，让气氛变得没那么紧张了，还有几位国家元首也替布什解了困。布莱尔首相那晚的语气并不客气，但面对布什时并没用责难的语气发表意见。丹麦首相发言时还被芬兰总统取笑了一番：似乎在暗示世界各国关注的气候问题是由丹麦风车引起的。

但布什非常生气，他没办法忘记宴会上被人奚落的感觉。终于轮到我们阐述有关气候变化的观点了，布什的方法得到了大家的关注，所有人都意识到我们的目的是既要保证经济增长又要找到可代替的清洁能源，保护环境。大家开始讨论石油的可替代燃料，谈到了电池技术、纤维素质物质（Cellulosic Biomass）。在布什做报告、听取企业界人士的发言时，这些议题总算令气氛没那么尴尬了，而且跟布什意见相似的巴西总统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也在帮腔。这届政府卸任时，美国针对环境变化问题斥资达400亿美元之巨。

坦白地说，一方面，美国政府努力于找到一个平衡点——有些人的观点过于危言耸听，他们认为要采取严厉措施面对气候变化问题；另一方面，一些人，甚至包括美国政府内部的部分官员都认为在此问题上的任何让步都是纵容。我不认为布什班底中有任何“反对派”，但总统到底要花费多大的精力去做这件事，大家的分歧颇大。

最后，我们表达了跟国际社会一起合作的意愿，事情也有了突破性的进展：2005年，“亚太清洁发展和气候伙伴计划”（The Asia-Pacific Partnership on Clean Development and Climate）让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国家参与进来，国际舆论普遍认为这是一大进步。最重要的是，2005年7月，布什公开发表宣言，承认气候变化是人为因素造成的。但是，国际社会并不相信美国持有这种观点，我们的辛勤努力并没有得到大家的认可，特别是在第二个任期内，白宫还让负责全球事务的副国务卿葆拉·多布里扬斯基分管此事，由詹姆斯·康诺顿挂帅成立了“改善环境质量委员会”（The Council on Environmental Quality）。

几年后，我和布什谈到2001年各方为何反应如此激烈。“总统先生，”我说，“欧洲人创建了一个名为《京都议定书》的‘水晶结构’。”

“是啊，我们走过去一脚把它踩碎了。”他说。

“不，比这还要糟糕。”我说，“我们不仅踩碎了，而且还说‘我撞到什么东西了吗’？然后我们继续往前走。”这是我们自己犯的错误，本该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