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危机

“气候变化”这种议题永远都会存在，特别是在国际会议上或与其他国家的首脑会面时总会被提起。这类议题已成为例行公事，大多由各领域的部门或专家负责。但国家安全顾问的工作完全与此不同，总有难以对付的事发生，危机爆发时，你得把其他工作全部放下，直到警报解除为止，而每次危机几乎都会从一个突如其来的电话开始。

“赖斯博士，战情室有你的电话。你可以去司令官办公室接。”我总能从戴维营的管事那里听到这类让我感到恐怖的话。那天已经是晚上10点了，当时我们正在“冬青苑”（Holly Cabin）的小剧场看电影，这么晚打来电话肯定有急事。

我赶紧起身，走去司令官办公室，给战情室打去电话。总执勤官说国防部报告中国沿海出事了。详细情况不得而知，大致情况是一架美国巡逻机在执行例行导弹监督任务时与两架中国战斗机中的一架相撞了。两架飞机严重受损，美国飞机紧急迫降后在中国海南的一个机场着陆，24名机组人员被中方扣留。

机组人员很安全，但被对方扣留了，在飞机坠毁之前他们采取了紧急处理措施，防止一些机密技术在飞机坠入外国领土后被人窃取。受损的美国飞机在迫降机场时发出了紧急求救信号，与事件相关的政府部门（即国家作战与情报观察官网络部，简称“NOIWON”）之间电话、会议不断。

我飞快地跑回“冬青苑”，绞尽脑汁地寻找对策，这时布什总统恰好从剧院出来。我说我要打电话给鲍威尔和拉姆斯菲尔德，然后再来找他。我很快跟他们联系上了，拉姆斯菲尔德听到的情况跟我听到的一样，而且已在跟进，鲍威尔则试图联系中国外交部长。

从4月1日到4月11日机组人员被释放的这11天里，我心中所想的全是如何处理这次海南危机。不用说，这届美国政府肯定不愿意一开始就以这种方式跟中国交锋。尽管在竞选中我们将同中国的关系定位为“战略性竞争对手”，清楚地表明我们在亚洲地区的重点是加强同美国的盟友——建立已久的民主政体日本、韩国以及澳大利亚的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中国存有敌意，而北京和华盛顿的一些评论员却不这样认为。

布什总统正准备授权向台湾出售大批武器，此事媒体已有报道。这次大规模向台出售武器意义重大，将来不必每年都去处理此事。当然，中国对这件事非常愤慨，但至少我们不必以后每年都纠结于中国方面的抗议。但军售事件余波未停，海南危机接踵而至，我们跟中方建立良好关系的前景被蒙上了一层阴影。

尽管中美双方都不愿事态进一步升级，但这件事情处理起来非常棘手。

首先，美方认为美军是在公海上空执行任务，这对于防卫航行自由有重要意义。而中方不认同这个解释，从而使问题愈演愈烈。中方有充分理由认为他们是受害者，美国飞机是入侵者。中方从一开始便这样认为，而且舆论认为他们才是正义的一方。

其次，更重要的是，一名中国飞行员在撞机事件中身亡，中国的新闻媒体很快将他报道成了民族英雄。中方要我们对他的死表示道歉，但美方由于不确定中方提供的情况，并不愿意这么做。但他的死激发了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我们也不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最后，在事件发生的几天时间里，我们试图联络中国领导人做有效沟通。事件发生的当晚，中国外交部长并没有回复鲍威尔的电话。事件发生两天后，我们一直试图通过多方渠道去解决此事，但仍然不能跟中方持续取得联系。第二天，也就是周日下午，我联系上了阿根廷和智利政府（中国领导人正在南美访问），希望让他们帮忙用手机联系中国领导人。负责处理此事的美方工作人员开始不断揣摩中方避而不见的原因。我们认为中国领导人并不急于处理此事，这让我联想到1999年克林顿政府意外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时遭到的情况，那次，我们也是几经周折才联系上中国领导人。无论哪种解释，中方的做法都让我们在最初几天里如坐针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