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这样一位深受中外学界推崇爱戴的“丁大哥”，五四时期的学生领袖傅斯年却信誓旦旦地要摘取他的脑袋以谢天下。

傅斯年扬言要杀丁文江事，缘起于胡适、丁文江等人面对国内政治的黑暗，在20年代初期，曾联合十六名大牌知识分子签名，发表了《我们的政治主张》宣言，想依靠军阀组成一个“宪政的”、“公开的”和“有计划的”、“好政府”，也就是由所谓的几个“好人”知识分子出来做官掌权，改良中国政治。胡适、丁文江等号称只要好人起来了，而且奋斗了，政治清明就有希望了云云。胡适认为，所谓的“好人”标准有两条，一是“人格上的可靠”，二是“才具上可以作为”。进可以有益于国，退可以无愧于人等等。在一片鼓噪与吵嚷声中，军阀们终于做出了让步，在此事件是闹得最凶、跳得最高的王宠惠、罗文干、汤尔和等三位干将，受命组织内阁，并分别出总理、财政总长与教育总长之职，世称“好人内阁”，或曰“好人政府”。丁文江、胡适等人见此情形大喜过望，以为是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所取得了一次最为重大的胜利，遂以“太上内阁总掌柜”的身份，在几个“好人”背后吆五喝六，指手画脚地指导起来。意想不到的是，几个 “好人”儒生自上台那天就被所谓的“坏人”架空，成了直系军阀吴佩孚们及其大小军阀的掌上玩偶。两个月零六天，“好人内阁”的椅子便被军阀们一阵号子掀翻在地，几个“好人”被摔得鼻青脸肿，老鼠一样灰头土脸地溜出圈外，一时成为笑柄。

面对这一尴尬局面，“太上内阁总掌柜”之一胡适在《一年半的回顾》一文中，沮丧地总结了这次政治改革的梦想与失败，并云：“我们谈政治的人到此地步，真可谓止了壁了”，从此对这种“好人内阁”梦想大为灰心。但自视甚高，尝以诸葛孔明和“治世之能臣”自居的丁文江心有不甘，几经活动之后，终于得到了一个“入朝”的机会。1926年5月4日,号称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正式就任淞沪商埠第二任督办，聘请丁文江“充任总办之职，襄助办理”。 文江得此机会，大喜，欲展满腹才华于上海滩。想不到就任之后，竟稀里糊涂地站在了进步力量的对立面。国民党北伐军占领上海前夕，文江深感大事不好，乃辞去职务，鞋底抹油，悄悄溜到北京和大连躲了起来。尽管如此，北伐军还是把他作为一名政治逃犯，下令通缉捉拿。由风光八面的“总办”到被通缉的“罪犯”，从五月到十二月，其间不过八个月的时间。人生、命运之难测，尽显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