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后来在国民政府担任中央组织部长等要职的朱家骅所说，虽然丁文江任淞沪商埠总办的“动机完全是出于热诚爱国”，但这一段事迹也是丁“最受批评的地方，也可以说是他生平的耻辱” （《丁文江年谱》王仰之编）当时亦有不少评论者认为，民国时期号称一代人杰的丁文江、翁文灏等人，从他们后来的从政生涯看，充其量算是一“行政人才”，或是一个优秀的技术官僚，而非政治家，更谈不上胸纳四海，气吞八荒的大政治家。尽管丁文江以“治世之能臣”的政治家自诩，仍无法逃脱这一定命，最后沦落为“不懂兵而喜言兵”的“乱世之饭桶”。

尽管如此，胡适等人还是想法替这位“丁大哥”洗刷不白之冤，认为丁氏确有其抱负和实绩。胡后来曾专门为丁作过一本《传记》，并评价说：回看过去，丁文江任内有两件事值得记载，“第一是他建立了‘大上海’的规模，那个‘大上海’，从吴淞到龙华，从浦东到沪西，在他的总办任内才第一次有统一的市行政，统一的财政，现代化的公共卫生”；“第二是他从外国人手里为国家争回许多重大的权利。”而“收回公共租界的会审公堂当然是他最大的成功”[2]无论胡适如何为其开脱，书生丁文江毕竟没有看清大势，随着军阀孙传芳的轰然倒地，他这个商埠总办的政绩也随之风消云散了。据丁的好友、著名史家、外交家蒋廷黻回忆，丁曾多次揶揄地说：“中国的问题要想解决，非得书生与流氓配合起来不可。”[3]这是丁文江之沮丧与失望的话，也是八个月宦海生涯得出的教训和经验。

1926年下半年，胡适取道西伯利亚赴英国出席中英庚款委员会议，途经莫斯科到巴黎小住，顺便查阅研读藏于大英博物馆的敦煌卷子，当年在五四运动中一举成名，时留学欧洲，极富才气、霸气与水泊梁山英雄之气概的傅斯年，于9月1日专程来巴黎看胡，二人到一家名叫万花楼的中国餐馆吃饭。进门之前，忽见有人散发传单，说胡是“孙传芳的走狗”云云。胡当时就意识到这可能与他的好友丁文江被臭名昭著的孙传芳委任为淞沪商埠总办有关，事实证明确实如此。傅斯年在饭桌上也谈到丁文江，对其行为表现出极大愤慨，谓丁氏毫无知识分子骨气，为中国的读书人丢尽了脸面云云。席间，傅斯年曾三次对胡适说自己回国后第一件事就是刺杀丁文江，取其头颅以谢天下——这就是傅斯年要杀丁文江事件的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