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家伦所说事实大体不差，但在对待人物的评价上却不免有失偏颇。在他的眼里，于新文化运动之初写白话文小说者，绝非经国之大业，亦非修身齐家治国评天下，开万世之太平之类的经世学问，只是一项可有可无的“无聊”的把戏。在说到《新青年》编委的几个人，并提到刘半农时，罗用了颇为不屑的口气说：“还有一位刘半农，本来是在上海做无聊小说的，后来陈独秀请他到预科教国文。当时大家很看他不上，不过慢慢地他也走上正路了。”[2]按罗的观点，刘半农之被认为“走上正路”，不是因为他的“无聊小说”写出了什么名堂，而是后来他赴海外留学，攻研音韵学、民间语言文化等被视作深奥“学问”的缘故。鲁迅的《狂人日记》等白话小说，当时虽然在社会上特别是青年群体中引起了广泛瞩目和相当的反响，但罗氏仍认为是一个“打边鼓”者，几近于他心目中和刘半农一样的“无聊”。随着历史的进展，世人对这段史实的评价才慢慢得以转变并趋向公道。

就当时发起的“文学革命”而言，陈独秀是各路诸侯公认的“总司令”，陈氏与相当于副总司令或总参谋长或曰军师的胡适在发表的政论文章中，极力提倡一种与正宗的中国传统文化不同甚至相背的另类文化，并竭力主张废除经文，对于以孔孟文化为核心的“吃人”的伦理道德体系，欲以全面摧毁，对儒家强调的“三纲五常”持猛烈攻击。胡适坚决地认为：“三纲五论”的话，古人认为是真理，因为这种话在古时宗法社会很有点用处。但现在时势变了，国体变了……古时的天经地义现在变成废话了。（《实验主义》）与此同时，胡适更为激进地高呼要打倒铲除孔家店，“正因为二千年吃人的礼教法制都挂着孔丘的招牌，故这块孔丘的招牌——无论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来，捶碎、烧去！”。（《吴虞文录》序》）同在北京的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在钱玄同等人的鼓动劝说下，均加入了这一阵营。19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发表了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发出了号称“铁屋子的呐喊”。此后3年间陆续在《新青年》发表小说、白话诗、杂文、译文等50余篇，并参与《新青年》编务，和胡适等人成为同一条战线的盟友。在父子伦理与教育问题上，胡适在一首白话诗中公开对他的儿子宣称：“我要你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顺儿子。”（《我的儿子》），作为对备受责难的这篇白话诗的呼应，鲁迅在《新青年》公开撰文为之辩护，认为父母对儿女只有负责的精神，父亲长者本位应“改作幼者本位的道德”，我们要“先从觉醒的人开手，各各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困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在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上，胡适与鲁迅均在历史的大潮中奋力完成着启蒙主义者的历史使命。诚如鲁迅所发出的大海潮声：“他们因为所信的主义，牺牲了别的一切，用骨肉碰钝了锋刃，血液浇灭了烟焰。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 （《热风•五十九“圣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