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缘于这样一种志同道合的友谊和相近的思想文化观念，鲁迅才说道：“要恢复这多年无声的中国，是不容易的，正如命令一个死掉的人道：‘你活过来！’我虽然并不懂得宗教，但我以为正如想出现一个宗教上之所谓‘奇迹’一样。首先来改尝试这工作的是‘五四运动’前一年，胡适之先生所提倡的‘文学革命’。”这是鲁迅于1927年2月16日在香港一个青年会上所讲的话，尽管此时因为陈西滢、徐志摩、顾颉刚等说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窃取”日本学者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这一“公案”，从而惹得鲁迅大为不快，连同在背后为其撑腰的胡适（鲁迅当时这样认为）也一起结怨，但鲁迅在谈到五四时期“文学革命”时，还是光明磊落地提到了胡适，并把首倡的帽子给予了他。1932年，鲁迅把这篇名为《无声的中国》的演讲稿，作为首篇收入他的《三闲集》中。20世纪50年代，就像胡适在大陆被否定一样，鲁迅在台湾也同样被否定。在这样一个恶劣的政治环境中，胡适在谈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仍没有忘记鲁迅的功德，并公开为鲁迅说公道话。1958年5月4日，在台北召开的中国文艺协会会议上，胡适以《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为题，发表演说：“我们那时一个《新青年》的同事，他姓周，叫做豫才，他的笔名叫鲁迅，他在我们那时候，他在《新青年》时代是个健将，是个大将。我们这班人不大十分创造文学，只有鲁迅喜欢创造的东西，他写了许多《随感录》、《杂感录》，不过最重要的是他写了许多短篇小说。——结果，他们觉悟了，古文时代已经过去了。等到后来我们出来提倡新文艺时，他们也参加这个运动，他们兄弟的作品，在社会上成为一个力量。” 

除鲁迅之外，对于陈独秀和胡适两位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毛泽东于1945年4月21日召开的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说：“他（指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声势浩大的“批判胡适运动”中，毛泽东于1957年2月16日在颐年堂讲话时，就胡适的是非曲直说：“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在的，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的，不能一笔抹煞，应当实事求是。”“到了二十一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毛当时只是触景生情，随便一说，没有人真的把这话当作“遗志”来继承和完成。

不过当历史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在五四运动的发韧地却出现了一件与此相前的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