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亮后来听说我的职业，满含期待地问：“认识你，买火车票就有着落了吧？”我苦笑地说“可以帮你”，看来，又多了个春节前期让我头疼的朋友。看来在他旁边坐着一个身材微胖的甜美女孩，留着短发，歪着头，调皮地笑着，手里攥着一件我倍感亲切的乐器——三弦，她叫蔡娟。

坐在架子鼓后面的，是武弈，他把的一支鼓键在四个手指缝间翻动了一遍，然后冲上一挥，轻轻落在镲上，冲我一乐，算是打了招呼。我看他在一段小品里演过一个通身痞气的城管，平日里倒显得过于低调，在后来我与众人的谈话间，他没说过一句。挨着二哥坐的，是演奏胡琴的陈溶，一看就是贤妻良母，后来才知道，她是二哥的老婆。

二哥在前几分钟故意插科打诨，目的是让我在他的地盘不必拘束，看我已放松下来，他点着一支烟，说：“想知道什么？尽管问。”我也不再客气，把笔记本打开，说：“先谈谈您以前的经历吧。”二哥好像挺兴奋，连说带比划，那颗大大的蓝戒指在我眼前晃动着，为我讲述他的音乐人生。

二哥的家不在北京南城，他是天津人。别看他像个草莽英雄，其实是个响当当的大学生。二哥当时考上了上海华东政法学院，攻读法律。不过他对这行压根儿就没兴趣，纯为混个文凭，只要能把考试对付过去就得，那时他迷上了音乐。他经常翘课，到上海音乐学院去旁听，补足了乐理知识，同时，兼学了各种西洋乐器。二哥表面上愣愣磕磕的，其实脑子还挺够使。每次专业考试，只要临时突击一下，准能顺利过关。一晃，四年过去了，二哥把自己培养成专业的音乐人，在同学告别会上，有块留言板，其中一项要每人填上自己的爱好特长，二哥戏谑地写下“法律”二字。

回到天津，二哥当了一个月的律师，就不干了。他知道，以自己的个性，吃不了这碗饭。那时他还没成家，也不急着挣钱，于是晃悠了几年。他无意间在广播里听到了曲艺节目，相声、快板、评书、单弦、天津时调、京韵大鼓……几年的异乡生活，再闻幼时听过的音韵，使他倍感温馨，并且，西方的音乐理念已沁入他的骨髓，仿佛能让他从客观的位置去品味中国的说唱艺术。

津门码头，本就是弦歌繁盛之地，尤其南市、劝业场一带，曲艺园子一家挨一家——中华曲苑、名流茶馆、老鸟市，每天都挤满了人。记得我二十岁时，因为有坐火车不花钱的方便条件，几乎每个周末都要去一趟天津。

单就鼓曲来说，天津确实比北京高出一筹。我见过不少老观众，他们把每天听曲艺叫“上班”。常演的曲目唱词，他们早倒背如流，初出茅庐的演员偶尔唱跑了一个音，就能激起一阵倒好。可他要真“认”了你，又真捧。我曾见一位名角在台上唱一段很熟的“活”，鬼打墙忘了词儿。台下鸦雀无声，两分钟过去了，演员笑着说：“坏了，我真想不起来了。”底下的观众这才给提词儿。天津园子里上花篮的习俗，使观众参与其中，促进了当地曲艺的繁荣，但也有其弊端，这方面，可另辟出一篇文章再写。

扯回来，再说二哥，他在此时接触了不少演员，并投师学艺，不过，他从来没摆过知（拜师仪式）。对此，他有自己的想法——你若想学一门手艺，就诚恳地向人请教，交学费也可以，但没必要非走那样一个过场。虽然我拜过师，但我承认二哥的想法更先进，可有很多的事情都不能一蹴而就。从后来二哥的作品看，很难说他精通哪一个曲种，不过这段时间他一定对说唱音乐有了一个整体的了解，乃至于他在后来数年，深入研究了民国曲艺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