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菊香贞子小姐第一次来到重庆，在东京和蔺佩瑶长谈后，她对这个持重、素雅的重庆老人的身世深为着迷。蔺佩瑶回国后不到一个月，她就迫不及待地追过来了，可在重庆的市井生活中她又看到了蔺佩瑶的另一面。她一直以为她出生豪门，应该是中国社会中的上层人士、贵妇人，却没有想到她的家境连中产阶层都算不上，她和丈夫不过是两个极为普通的退休老人。她在农贸市场买菜时，这里挑挑那里拣拣，这个贵了那个不合算，同样的菜不比较三四家不会买。只有贫民阶层的家庭主妇才会如此斤斤计较，也才会对那些草药谙熟于心，可是她还自费来日本打官司伸张正义。这让菊香贞子大为费解。

菊香贞子小姐希望在自己的书里，能向日本人说清楚一个问题：广岛和长崎的那两颗原子弹，加上东京等地的大轰炸，远不足以让日本作为一个战争的加害国偿还所有的罪孽。战争是国家之间的搏弈，苦难却由它的人民来承受；每一场战争的起因都大同小异，但每一份因战争带来的苦难却千差万别。战争受害者的苦难之难以探究、细分、甄别、衡量，正如邓子儒和蔺佩瑶这对夫妻的婚姻，怎么掂量得出它给受害者造成的伤害究竟有多重？菊香贞子小姐还逐渐认同了蔺佩瑶的某些（当然也是大多数中国受害者的）观点，在战争年代重庆和东京的平民百姓同样都遭受了无差别轰炸，但他们对灾难的感受是不尽相同的。她想探究的是：一个世代居住在东京的市民，和一个重庆的原住民，当他们的房子被摧毁时，都会感到悲愤和仇恨，但当他们听到对方的城市被摧毁时，为什么都没有了同情心？她问蔺佩瑶这个问题时，得到的回答是：一个正在受到侵略的国家，空气中都充满了屈辱和仇恨，人们哪里还有一丝对施暴者的同情或怜悯？那时不要说恨你们日本人，我连阻挡我爱情的父亲都恨不得找一把刀来将他杀了。耶稣基督只有一个。因此他是神，而我们是人。

蔺佩瑶说这些话时，菊香贞子发现她脸上没有了那一以贯之的从容与优雅，是意难平的遗恨似乎轻易地就从皱纹的深处浮现出来，让岁月显得苍老而沉重。大家都正在老去，回首一望，看到自己人生的美丽与缺憾，并不算真正读懂了命运这部大书，所幸的是，我们可以参阅别人的人生。

就像现在她在蔺佩瑶的陪同下，还要在农贸市场里寻找一个她不明白的东西——猪笼。没错，从字面上理解它是从前农家用来关猪的家什，但是当年它怎么可以用来关人呢？贞子小姐想知道，它是什么形状的、用什么材料做成的、它又到底有多大？她更想知道，人关在猪笼里，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她们在农贸市场里没有找到猪笼，只看到两只关鸡鸭的竹笼子，蔺佩瑶告诉菊香贞子，大体就是那个样子吧，只是更大一点，编制的竹篾片更宽一些。过去人们把小猪装进里面，背到集市上来卖。

“他们也把人装进猪笼，沉到嘉陵江里？”菊香贞子问。

前妻去世后，蔺孝廉唯有更加疼自己的幺女，才可舒缓自己续弦后愈发紧张的父女关系。但这个从小就骄纵惯了的小姐长大了，再不是几个洋娃娃或一些新衣服就可哄得转的小姑娘了。那天他走进女儿的房间，看见她病歪歪地倚靠在床上，蓬头垢面，脸色憔悴，一双眼睛深凹进去，但那里面蕴藏的怒火依然在燃烧，或者说，那种对爱情的渴望、执着依然炽热，这让他一阵阵心痛、心寒、心乱、心紧。本地话对此有个比喻：猫抓心。蔺孝廉心里那时不是一只猫在抓挠，而是一窝。

他面对的是死的沉默，女儿看他的目光就像她的母亲临终前那样绝望、忧恨——那是欲活不能的绝望，命不济时的忧恨。任凭他把天上地下的好话说尽、狠话说绝，那条曾经鲜活、欢快、时时刻刻充满着生命和青春活力的江河仿佛被斩断了，死去了。

“妈屁哟，”蔺孝廉终于崩溃了，使出了袍哥大爷的性子，“老子把你两个装猪笼里丢嘉陵江切（去）算逑了！”

你丢嘛。这是蔺佩瑶已死的目光告诉她老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