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家的婚事自然是暂时办不成了。准备好的婚礼进行曲已被凄厉尖锐的空袭警报取代，十八个葬礼的哀伤压倒了一个万事俱备的婚礼。急于举办婚礼的邓氏家族不会知道日本人在这一年的五月，重新在作战计划书中修正了针对重庆的“五月攻势”，“五·三”“五·四”大轰炸的战果，让坐镇在上海黄浦江外一艘航母上的日本海军航空队指挥官兴奋得扔掉白手套、直搓手指，一种新的战争方式被好战的日本人找到了，刺激着他们嗜血的神经中枢。飞机隔三岔五地来轰炸，白天黑夜都不停歇。一直到这一年的秋季以后，山城的雾带着悲悯的凉意，一阵又一阵地掩袭过来，空袭警报的催命叫唤才慢慢稀少了。生活在雾都里的人们才发现，浓雾，是他们抵御天空中强盗的一个有力武器。

山城扛住了长达半年多的轰炸，在哀伤与废墟之间，人们慢慢接受了轰炸就是这个国家抗战的一部分的现实。敌机刚刚飞走不到半个小时，消防队和防护团的人们还在救火、救伤员、拉尸体，有伤亡的家庭还在哭泣，但幸存的店铺就已摆出热气腾腾的稀饭、小面、抄手（馄饨）。从防空洞里钻出来的人们，该做啥子还做啥子；街灯炸坏了，临街的住户就将一盏盏煤气灯摆在门口，为行人照路。山城本来就是一座生活气息浓郁、生命力旺盛的城市，在不能立足的地方都能盖房子，日本人的大轰炸显然也阻挡不了人们结婚过日子。于是，一场拖延已久的婚礼，在大雾弥漫的城市，如愿平安地举行。

邓子儒兑现了自己的诺言，在沙坪坝歌乐山上重新为蔺佩瑶盖了一栋两层带花园的小洋楼，那里森林茂密、绿荫匝地。许多高官——上至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下到一些部长、次长、军阀——都居住在歌乐山。防空洞就挖在屋后，有水有电有通风设备。当然了，老岳丈那边也得到了丰盛的回报，由邓子儒出资，在蔺家的后院、原来的桃树林那个地方，专门为蔺孝廉的续弦盖了一座戏楼，戏楼前有月牙形的水池，池里种荷花，两边有厢房包间，正中才是赏戏堂，里面可以放十几张茶桌。桃花早已飘零，桃林成了柴禾，烦心的女儿嫁走，蔺孝廉可以安静地欣赏张月娥唱戏撒娇了。多年以后，蔺佩瑶才明白，她的青春，她的爱情，就值这两栋楼。

陪都所有的报纸头版都打了整版贺喜广告，连共产党办的《新华日报》也不例外，邓子儒和《新华日报》的一个采访部主任关系很铁，经常帮他们。在灰蒙蒙的天空下，在山城狭窄、弯曲的街道上，四辆道奇轿车开道，两辆吉姆车压阵，中间是18顶大花轿，16顶花轿是新娘的陪嫁，还有一个乐队，两个戏台班子随行。蔺佩瑶坐的是一顶鲜花装饰的花轿，邓子儒坐的是一顶镀金轿子。大半个重庆城的人都站在街边看热闹，嘉宾几乎都是陪都的达官贵人们。整个婚礼中西结合，既去教堂请牧师证婚，又在民生路的峨眉大饭店包席，重庆市长吴国桢做婚礼主宾，再证一次婚。来宾中有人嘀咕，哪有证两次婚的哦？但由于蔺佩瑶是基督徒，坚持要在教堂举办婚礼，而邓家呢，又需要这些排场，于是就搞得这样不伦不类的。反正有钱嘛，不怕麻烦。“残酷的轰炸并不能改变多少有钱人的生活品质，在抗战大后方的陪都，他们的生活依然是奢侈的。”一个西方记者在参加了邓子儒的婚礼后评述道。

不过，这人世间，用钱能解决的，都不是麻烦的事。麻烦的是那些内心深处剪不断理还乱的情事；更麻烦的是，战争还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