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开庭后，又接连开了几次庭，重庆的受害者分批前往日本上诉，对日索赔的声势越来越大，原告团和日本律师的合作也非常顺利。重庆大轰炸受害者成功地把日本政府告上法庭，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让平均年龄都达80多岁的原告团成员们兴奋不已。各地的媒体纷纷报道，连北京的几家大媒体都派记者去东京采访，一个电视摄制组从重庆到北京再一直跟到东京。传回来的信息让人们相信，在日本的法庭上还是有道理可讲的，受害者们多年的冤屈现在终于有地方申诉了。那些法官看上去并不是很坏，对我们陈述的受害事实还是认真听的；即便是日本政府的代理人或者辩护律师，都还算客气。他们理亏么，晓得自己造了孽个嘛。现在我们的国家强大了，小日本也怕我们嘛。无论是原告团的成员还是支持这一壮举的重庆人，都大受鼓舞。要得哦，告他龟儿子的小日本。

另一方面，原告团那些退休多年的老人们也忽然发现，生活在同一个城市的人，原来还有那么多“同病相怜”、志同道合的大轰炸受害者，个人的苦难记忆原来只是千万条不为人瞩目的小溪，现在汇集成了长江、嘉陵江，它一路向东奔去，冲向大海，冲向那个曾经犯下了战争罪行的岛国，要向他们讨回公道。生活原来如此精彩，一个普通老百姓原来也可以站在电视摄像机前，站在外国的法庭上，在万众瞩目之下，代表一座城市发言。我们的上诉不管结果怎样，至少也是用自己多年前的苦难伸张一次社会正义，让日本社会正视自己的罪恶历史。这个道理是赵铁告诉大家的，他说我们状告日本政府，不仅仅是要获得经济赔偿，我们还要彰显社会正义。不过，在文化素质普遍低下的原告团里，只有邓子儒等少数几个人能理解这个大学教授的话。许多人参加原告团第一个问题就是：

日本政府能赔我们多少？

回答是：如果胜诉，每人赔一千万日元。

又问：一千万日元折合多少人民币？

答：大约六、七十万吧。

然后心里盘算一番，日你妈哟，工作到退休还没有拿过那么多钱呢。

志愿为大轰炸受害者服务的大学教授、中方律师赵铁在深入接触原告团后才发现，这个草根味十足的民间组织还真不好搞，各色人等混杂其间，钱嘉陵这样无资历无背景无资金、仅凭一腔热情的人何以服众？联谊会里管理混乱，接受的社会捐助账目不清，甚至还有人在里面沽名钓誉、争权夺利。他们大多是些退休老人和社会闲散人员，哪个又肯轻易买哪个的账呢？一些人认为钱嘉陵的资历不足以当会长。他懂个铲铲哦，日本人来轰炸时，他老汉儿都还在穿叉叉裤（注：即开裆裤）。好在日本律师带来了可以对日索赔的新思路，邓子儒、赵铁这样一些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加盟进来，在联谊会的基础上，又成立了“民间对日索赔原告团，”钱嘉陵退到幕后，诸事由德高望重的邓子儒和有法律专业知识的赵铁去应对，这群大轰炸的受害者才总算有了主心骨。日本法庭规定必须要有日本律师执照的律师才能出庭担任辩护，因此赵铁律师作为原告团和日本辩护律师团之间在法律方面的沟通联络者，几乎每次开庭他都得来。按他的话说，我们现在去东京的次数比去北京还多。

这年秋天，斋藤博士和梅泽一郎律师又来到重庆，这次他们想考察一下重庆在抗战时期的防空洞，因为它们是当年重庆抵御轰炸的最后避难所。

“金竹宫”是个巨大的地下娱乐中心，位于朝天门码头的上方。从入口下去约100步台阶，便是一个宽敞的大厅和众多的岔道。它就像个迷宫一样地令人晕眩，卡拉OK厅、迪厅、酒吧、商店、餐馆、冷饮店、服装铺里人群熙攘，年轻人在这里尽情挥霍他们的夜生活,不到凌晨不会安静下来。梅泽一郎律师和斋藤博士没有想到中国人聪明地把战争的遗址改造成了欢乐休闲的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