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子儒今天穿了件黑色呢大衣,里面一身藏青色的西装，深咖啡色衬衣，浅灰色真丝绣花领带，头戴一顶黑礼帽。在日本人面前，他总是时刻注重自己的仪容，像一个教养良好的老绅士。他也多次告诫原告团里的那些受害者，衣服都穿规整点，别让人家以为我们是要饭的。但他也无奈地发现，这两个日本律师看我们的眼光，既有怜悯同情，也有某种居高临下的文化优越感。当一个老人面对日本律师抠鼻孔、吃饭“吧唧吧唧”作响时，当他们酒到酣处张口闭口日妈打娘时，他又有什么办法呢？教养可不是一天就能养成的。

邓子儒告诉斋藤博士：“金竹宫的名字来源于过去这里有个金竹寺，据说因寺庙周围有许多金竹而得名。”

梅泽一郎律师问：“就是你在证言里提到的被炸毁的那座寺庙吗？”

邓子儒答道：“不是，那是罗汉寺。金竹寺传说被洪水冲到长江里去了。”

“噢。”斋藤博士嘘了口气，“只要不是被日本飞机炸毁了的就好。”在重庆寻访时，他最怕听到诸如这条街道被烧光了，那栋建筑被炸毁了的讲述。战争的遗址已经看不见了，但在老一辈的重庆人心里，依然沉重而充满血泪。斋藤博士那时觉得自己就像站在被告席上，整个重庆城都在控告他。

邓子儒又指着一家迪厅的门对两个日本律师说：“过去这里有个岔洞，可以通到西水门那边。那时的山洞当然没有这么大，也不会有这么高，洞壁都是些岩石，有些地方还漏水，公共防空洞嘛，两边有一排木头搭的凳子，但很少有人能坐得下来。空气不好啊，人又多，很容易窒息的。”

洞壁和顶棚早被华丽的装饰材料包裹得艳俗不堪，灯光五颜六色，幻若跌落于地的星空，迪厅里传来猛烈的音乐，像一阵阵爆炸开来的炸弹，但比音乐分贝更高的是年轻人的尖叫。梅泽一郎问：“还能不能看到没有改造过的防空洞？”

邓子儒摇摇头说：“很难了。这些年修地铁，很多过去的洞子都被重新挖开来了，要么被填埋堵死了。有一些私人的小防空洞也被改造成了仓库、小商店、甚至住房。重庆的房子紧张嘛。”

斋藤博士心脏不好,现在还搭着三个支架，从一进到金竹宫他就紧蹙着眉头。“对我这样的老人家来说，这是又一轮‘重庆大轰炸。’我们还是找一个安静点的地方坐一会儿吧。”老人不无幽默地说。

钱嘉陵对这一带烂熟于心，他说：“前面拐角处有一个茶吧，安静些。”在征得两个日本人同意后大家往茶吧走。钱嘉陵又悄悄对邓子儒说：“茶吧不是茶馆哈，有些敲棒棒哦。”

邓子儒一怔，稍有犹豫，旁边的律师赵铁听见了，忙说：“没关系，今晚我请。”原告团没有一分钱活动经费，赵铁清楚。他是大学里的国际法副教授，还与人合伙开着间小型的律师事务所。在这一群人中，他算是有钱人。

两个日本律师多年来义务为中国受害者打官司，几乎算得上日本人里的“中国通”了。他们熟知中国人的散漫、扯皮、推诿、窝里斗以及低效率，当然他们也不怀疑中国人的社会责任感和民族凝聚力，这个国家的人们只是缺少某种契机和平台，一旦有了道路和方向，他们会做得比任何人都好，就像他们搞改革和市场经济一样。因此斋藤博士和梅泽一郎律师这次来重庆，既要和大轰炸受害者原告团的成员们总结在日本法庭诉讼的得与失，也要让这些心怀希望的人们明白，跨国诉讼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不是仅仅靠哪个人的力量，就可以轻易获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