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需要联合起来。”大家在茶吧里坐定后，梅泽一郎律师通过翻译说，担任翻译的是重庆一所大学日语专业的志愿者靳老师。“重庆大轰炸受害者索赔案开庭后，四川其他地方的受害者也都给我们来信询问，可不可以也代他们索赔。当年日军不仅仅轰炸了重庆及其周边地区，四川省作为战时大后方，成都、自贡、乐山，甚至很偏远的一个叫松潘的地方，啊，那里好像还居住着藏族人，日本飞机都去轰炸过，都有很惨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他们也有权力向日本政府索赔，因此重庆的原告团应该把他们也吸纳进来，拜托了。”来重庆之前，两个日本律师都去那些地方调查过了。

“我们又不是政府部门，怎么喊得动他们哦？”钱嘉陵最近心里很烦，他这个大轰炸受害者联谊会会长眼下正受到方方面面的排挤和指责。这个民间组织里的人大多来自草根阶层，有组织无纪律。一些人为一点蝇头小利都互相扯皮，如果再加上四川那边的受害者，还不知道会乱成什么样。按他的牢骚话说，遭轰炸的时候，大家还可以有难共担、同仇敌忾，要去分钱了，就有人在桌子下你踹我一脚、我绊你一腿了。哪怕这笔钱还是纸上画的一块饼呢。

“大家的诉求一致，就有可能团结起来。”斋藤博士说。他一般不多话，具体事务都由梅泽律师和原告团的成员们商量。

梅泽律师接着说：“大轰炸受害者联谊会成立以前，大家虽然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但都不认识。现在你们不是都成朋友了？我们发动起来的受害者越多，涉及到的地区越广，就越能说明旧日本军的战争罪行，给东京法庭施加的压力也就越大。邓先生，你如何看呢？”

“现在重庆和四川分属不同的辖区，我担心操作起来有些困难。”邓子儒说。

梅泽律师笑了，“现在是互联网时代了，电话也很方便。我们打细菌战官司时，涉及到中国好几个省的受害者。现在地球也只是一个村庄嘛，我们从东京来重庆，也就三小时零五分钟。邓先生，全世界的战争受害者是一家。只要有共同的目标，没有什么可以阻挡这个星球上的人们相互走近。”

邓子儒不需要梅泽律师来讲这些大道理，他吞吞吐吐地说：“只是，这个……这个原告团的名称，是仍然叫重庆大轰炸受害者原告团呢，还是四川、或者成都？”

他们还在争这个！梅泽一郎律师和斋藤博士相视一笑。自从和重庆大轰炸受害者打交道以来，梅泽心里最发怵也最敬重的就是邓子儒，他有知识、有教养，阅历丰富，不像原告团里那些来自社会底层的普通人。梅泽律师在取证工作中也发现，几乎所有的轰炸惨案和战时重庆的生活状况，时间节点，文化事件，包括战时在重庆的国共双方的政治人物，没有邓子儒不清楚的。他简直就是一部重庆大轰炸的“百科全书”。但他又不像其他的中国老人，说到过去便眉飞色舞，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回忆或虚构、想象中——这样的老人梅泽律师遇到的太多啦。邓子儒的家族曾经富可敌国，现在他却是个平凡普通的重庆市民。他甚至还在跟梅泽律师推心置腹的谈话中还说到，要是能得到这笔赔偿，他要给自己的太太蔺佩瑶买一套带电梯的大房子。现在的住房太小了，他们每天上下爬七层楼，已经力不从心啦。

邓子儒不是没有感受到两个日本人眼光里残留的轻蔑，这让他感到羞愧。虽然他们是来帮助我们的友好人士，但日本人就是日本人，中国人就是中国人，他不会轻易在日本人面前矮起，他也不会像原告团里的其他人，轻易地就把他们当作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白求恩”。重庆人大多耿直，二两老白干下肚，和你喝酒的那个陌生人就可能成为换帖子的兄弟，何况人家自掏腰包为你打官司？刚才邓子儒提出这个问题，一是担心日本人插手中国人的事务太多太细，二是本来就乱成一锅粥的原告团再加上外地的受害者，恐怕连粥都会烧糊了。因此邓子儒权衡再三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