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受害同胞，我们不怕多增加一些工作量。不过任何组织都得有个中心，这样才好办事情。”

梅泽律师说：“重庆是主要受害地，从法律的角度讲，案件当然应该以主要受害人或主要受害地点来命名，我会尊重你们的选择。不过，相应的工作也要跟上，根据我们代理的其他中国战争受害者索赔案件的经验，我建议你们除了原告团，还要有中方的律师团、专家团、声援团这样一些组织作为支持。”

斋藤博士忽然插话：“这是人民战争，是毛主席说的‘抗日持久战’。”

大家都笑了，他们到底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哦？那时人们还不了解斋藤博士的背景，只觉得这个日本老头儿看上去纳言而严谨，其实却很和蔼可亲，还时不时冒出一些中国人耳熟能详的革命口号。

赵铁说：“我们已经组织了一批大学生志愿者参加采证工作，律师团自然没有问题，我负责召集；专家团我们可邀请博物馆、史志办、高校的老师参加，他们都有很高的积极性。声援团嘛，由钱嘉陵负责搞。我们还有个想法，起草一篇宣言，要结合重庆大轰炸这段史事，在大学生中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防教育。”

没想到梅泽一郎律师在听完翻译后，脸色一下阴沉起来。他先介绍说自己是一个彻底的世界主义者和和平主义者，前一个身份让他超越了民族、国家、文化、以及信仰，后一个身份则让他坚决反战，坚持和平理念。从中学时代他就参加过各种反战运动，从反对美国在日本驻军，到反对自卫队扩大化，一切跟军事、暴力有关的他都反对。然后他对赵铁说：

“我不同意你的建议。爱国主义这个词容易让人想起革命、战争，而现在是和平与发展的年代，你们要转换观念。当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就是用这个漂亮的词汇来蛊惑日本人，导致日本最终走上了法西斯主义道路。国防教育也不应该提，难道还要搞军备竞赛吗？我们要倡导的是和平主义，是反对一切战争。”

赵铁等人一开始都愣住了，这是哪儿跟哪儿的事啊？我们爱自己的国家，跟你何相干？赵铁解释说我们对自己国家的爱总是和历史教育分不开，以史为鉴，是为了更好地观照现实、展望未来；我们的国家过去一直很落后，落后了就要挨打，这是每个中国人的共识。我们又不会去侵略别人，搞国防教育有什么错呢？总不能像过去那样，日本飞机来轰炸了还不知道如何防空吧？

梅泽一郎仍然坚持说：“过分强调一个国家的正义，便会忘记国际间的正义；教育民众热衷于军事，社会就会很危险。我们状告日本政府，是站在全人类反战的高度来捍卫和平。你们怎么能用它来宣传自己国家的军事能力呢？”他又转向翻译问，他们没有听明白我身份的含义吗？请再次告诉他们，我不仅仅是个律师，我还是一个是世界主义者。

赵铁、钱嘉陵这样的年轻人，从小就是军事爱好者，他们当然不会同意梅泽律师的观点。钱嘉陵嘀咕了一句：“我们的国家军事强大了，有啥子不好呢？别个就不会来侵略我们了。”

本来梅泽一郎律师很欣赏钱嘉陵和赵铁，他们都是不到四十岁的年轻人，却自愿为大轰炸受害者服务，这让两位日本律师很欣慰，热衷于60多年前那段历史的年轻志愿者，在日本已经很少很少了。但现在梅泽一郎开始用老师的口吻说教了，“钱，你的观点是狭隘的，更是危险的。我是日本人，但我反对日本的一切军事行为，我甚至希望日本没有一兵一卒，永远‘不战’。你们要明白，我们都是人类的一分子，你们应该超越国家、民族的藩篱，站在全人类的角度去思考和平，反对战争。”

赵铁尽量压住火气反驳道：“梅泽律师，和平、反战是我们共同认可的价值观。但你们有你们的方式，我们有我们的方式。你为什么要来干涉我们的方式呢？”

但梅泽律师忽然一拍桌子：“我不允许你把对日诉讼引到一条宣扬战争和军备竞赛的路子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