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没能互相信任的批评系统和监督机制里，我们需要更多的声音与看法，重新看待曾经“被放大”或者完全可以再商榷的价值。

今天我们再回头去看这批一方面受后现代观念严重影响，另一方面受到本土性现实焦虑影响的艺术家，不难发现他们的价值观主要建立在解构包括道德、价值、规则等在内的一切可叛逆的基础之上。“它把八十年代的理想、热情和对现代化的追求都当做‘宏大叙事’进行嘲弄”。可在前卫艺术彻底终结的今天，这种旨在消解“宏大叙事”的当代艺术进程成为社会发展的历史片段，如果依然将其当做中国当代艺术价值的主导部分，无疑是一种退步。

今天艺术存在的社会土壤已经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因此这样一个对艺术家很重要的展览，在倾向上更多地去讨论具有趋势性的问题，比如对于明星艺术家创作真实心态、对艺术未来实践可能性的讨论，是不是比眼下重点突出展览的商业附加值而强化展览的显耀性要有价值得多？

明星艺术家展览的看点本应该是：这些最可能接近前沿部位的艺术家，采用什么样新的艺术方式，去体现他们对当下的新体验和新思考，而不是延续他们过去式的“现成品”。恰恰不幸的是，我们不仅看到了“现成品”，还更多地看到了建立在此基础上的衍生品。

退一步来看，艺术家在看待社会现实的观念与情感上已经发生了变化，但是如果在创作方式上却没有突破，那么展览是帮助一个艺术家发现与思考创作进程中出现问题的最佳途径之一。但是吹嘘型的展览，似乎是不太可能会意识到这个层面。

具体而言，比如方力钧对泼皮感的创作，显然是一种来自九十年代社会文化思想驱动系的外部反应的艺术“产物”。在这些作品看似变化的背后——假设方力钧的社会性思考开始退后，他不再将直接对抗主流价值作为创作观念而转向对个体关注的观念，问题是这些画面还是大面积的延续方式“秘方”或符号——是不是有所选择或不得已保留，是值得探讨的。

这样一个称得上是艺术圈的顶级明星依然让人产生不了足够的兴奋感和新鲜感，那么质疑的声音本应该顺理成章，但是事实上却是在每个个展之中都是一派平静。

这是一个艺术被运用的时代。相关的人都要在这个平台上寻找话语权与足够的解释，以便证明对于他们艺术的绝对理解力与控制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