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努尔哈赤的死因，虽也流传着不同的版本，但是无论“毒疽”还是炮伤致死，都与袁崇焕刀兵相见、兵败宁远息息相关。因此，与其说努尔哈赤的死因是伤病，不如说死在战无不胜的神话被一举打破的郁闷里，而且打破神话的竟是一介汉族文官！伟大的天命汗估计至死都在费解：袁崇焕，你的身后究竟隐藏着什么难以破解的密码？

同乃父一样，皇太极继任汗位后，起初也“折”在袁崇焕手里。遵化、蓟州、通州等阻截战，都让皇太极领教到了什么叫“折戟沉沙”。在女真人眼里，汉人就是这样，军事胜败不大直接形容，喜欢用些比较含蓄的词儿来概括。更可怕的是，汉人有文字、重文化，前人写下打仗经验供后人借用。此外，前人元素还直接导致了汉人心性的复杂，这些“传承”都在袁崇焕对后金的又打又和、吊唁供粮上得到了具体体现。

关于皇太极熟读《三国》并施出所谓“反间计”、借崇祯之手除掉袁崇焕一折，实质上是其聪明的曾孙乾隆指使当代“文豪”张廷玉重修《明史?袁崇焕传》的结果。即便是真实发生，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来，这样的计策也并没高明到哪里。因为从被捕到被杀，足有八个多月，无论皇太极故纵被俘太监逃回向袁“捎话儿”，还是袁曾派人吊唁努尔哈赤，包括与后金之间可能存在的“议和”，时间上并不仓促，应该是可以查清的。崇祯皇帝并不昏庸，智商也不低，只是多疑。而大明王朝数百年积弊不是一任帝王短期内便可力挽狂澜的，这需要改革和君臣协力。偏偏崇祯抱定了一个“杀”字诀，在位十七年，所杀官员不计其数，其中包括总督七人、巡抚十一人。内阁重臣频繁更换，先后用了近五十人。

也就是说，崇祯的人才观和纷繁杂乱的明廷关系帮了皇太极的大忙，“自动”替他扫清了一大块障碍。从崇祯身上，皇太极看到了“咎由自取”的成分。明廷加给袁崇焕的罪名为“咐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疑则斩帅”等，大致的意思是袁崇焕作为兵部尚书、蓟辽督师工作不到位，隐瞒军事险情，把粮食卖给蒙古和后金，枉杀有“海外长城”之誉的左都督平辽将军毛文龙，根本不存在“谋反”这类罪名。

在这里，袁崇焕的政治定性不是焦点。从行为上看，袁崇焕是英雄，毛文龙也是英雄。袁崇焕杀了毛文龙，崇祯又杀了袁崇焕。这些给后金的“帮忙”之举，绝非皇太极所能一手导演，而是大明君臣习性使然。

两千多年的儒学熏染，让汉室皇帝成于此，更败于此——成于开国皇帝的用人得当，败于亡国之君的用人失利。自然，用人需要选择、选择需要目光、目光需要积累和学问，学问还是要从汉人和他们的前人身上汲取。总之，种种迹象提醒皇太极，汉人可学，汉人可用，但其中三昧是用对人、用对地方。

如果说上述负面教育让皇太极开了眼界，那么此前明御史张铨、太仆寺卿张春等人的誓死忠君，让皇太极在感慨羡慕之余，“崇儒”指数也一路攀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与此同时，皇太极也在反思自己的政治处境。继位之初，来自关中的“外患”及各大贝勒拥兵自重的“内忧”都曾让他寝食难安。代善、阿敏、莽古尔泰这哥仨都不好惹。皇太极每次正式上朝时，都要先叩拜三大贝勒，然后才能归坐，三位爷一个不高兴还会给他“好看”。遥望明朝虽然大势已去，而粉身报君、肝脑涂地的忠臣却层出不穷。有道是心动不如行动，为了巩固汗位，完全有必要把三纲五常予以借用并适时发挥。祖大寿、洪承畴等人的归降，更让皇太极看到了汉室君王唯我独尊的曙光。

的确是有为之君，天聪三年、八年及崇德三年，后金先后三次开科取士，其后基本上形成了三年一考的局面。大量儒生进入仕途的同时，更减轻了本人及亲友团对后金政权的排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