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的顺治帝，虽已走出多尔衮的阴影，但家国之事纷繁杂乱，原本极欲励精图治，创建一个优质的官场、考场环境，当然也有不少“泄愤”因素包含其中。可惜既缺乏相应的规范机制，又没有成熟经验可循，仿佛一架失准的天平，廉政与人性化的筹码，始终未能寻求到一个平衡。最终矫枉过正，不计后果的“人治”作用下，伤害了大批知识分子之余，更给反清人士留下了大把的理由和空间。真不知道洪承畴和范文程当年建议的开科取士，到底是好点子还是馊主意！

时光荏苒，半个世纪过去了。康熙五十年秋，地点苏州。辛卯科江南乡试发榜，千余名苏州生员集会玄妙观，推廪生丁尔戬为首，将财神像抬入府学，锁于明伦堂，诗词对联到处张贴，原因只有一个：中试者除十三名苏州士子外，其余多为扬州盐商子弟。科场贿考案件，再次被推到风口浪尖上！

“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康熙自然明白，这金榜题名既然跻身民间“四大喜”，在书生心目中的分量可想而知。比起乃父的刚愎任性，康熙帝在成熟指数、判断力、执行力、用人把控、定罪量刑上，已是不可同日而语。但此时此刻，皇上心情仍相当沉重，十二年前的“己卯科场”冤情尚历历在目。当时“所中大臣子弟居多”，落第举子心生不平，谩言攻讦正副主考，致二人下狱。康熙帝为此亲自命题复试，结果发现“俱能成文”。而书法、诗才俱佳的副主考姜宸英，已在狱中服毒自尽，令人追悔莫及。科场确如战场，嫉妒、交易成为两大科场“引爆”装置，稍有不慎便是惊天动地、血肉横飞。这次案发影响极大，落第举子们一气之下，将“贡院”二字涂写成“卖完”。四处张贴的对联“左丘明双目无珠，赵子龙一身是胆”，直指主考官左必蕃对舞弊行为视而不见，副主考赵晋胆大妄为、贪赃枉法。目前的态势是两江总督噶礼将带头的丁尔戬等拘禁，准备按诬告问罪。

江南巡抚张伯行等通过奏折反映：副主考官赵晋出卖举人功名，收受贿银高达十万两。正考官左必蕃知情不举有违国法。句容知县王曰俞所荐吴泌、山阳知县方名所荐程光奎根本不通文墨，等于间接将上述考场交易捅了出来。

为查明真相，康熙派出了户部尚书张鹏翮会同噶礼、张伯行以及安徽巡抚梁世勋在扬州会审。审讯中，噶礼、张伯行发生督抚“互参”，彼此刺探揭短。张伯行指斥噶礼得银五十万两“卖官卖法，复卖举人，可谓恶贯满盈”；噶礼也没闲着，否认受贿外，倒参张伯行“七大罪状”，如“性多猜忌，心更糊涂，混行翻驳，不能清理，滥收词状，拖累株连”等，还把张伯行以往的过失也抖落出来。而主审官张鹏翮之子张懋诚时任怀宁知县，系噶礼下属。素有“第一清官”之称的张鹏翮投鼠忌器，亲情占了上风，奏称事属全虚，言外之意就是张伯行无中生有，案情一时竟无法审结。

据《清稗类钞》记载：“清恪（张伯行）与噶对簿毕，出门，以相争而相殴，噶躯雄壮，清恪亦魁梧，噶不能胜，为清恪所踢，踣于地而滚。”巡抚总督竟然拳脚相加，让人想不到的是张伯行文武双全，不但在这次肢体冲突中解了恨，更在后续的几次交锋中反败为胜，让噶礼尝尽了汉官的厉害。后人大多把这件特殊的“案中案”视为康熙奖廉惩贪的经典案例。对康熙来说，这满汉两种力量的对决非常“叫劲”，如何处理，则彰显出皇上对满汉官员的态度及“圣明”程度。

嗣后，康熙帝又派户部尚书穆和伦、工部尚书张廷枢前往再审，结果仍如前议。吏部议复时，也同意穆和伦等人的意见。

虽疑案重重，但康熙还是认为，张伯行居官清廉，操守为天下第一，这样处理“是非颠倒”，令九卿、詹事、科道据实再议。后以两人俱系封疆大吏，“互相参讦，殊玷大臣之职”，以噶礼革职、张伯行革职留任结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