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吕留良这个名字，雍正的警惕细胞刹那间全部调动起来，这个人太不简单了，可以说与爱新觉罗氏携有宿仇。吕留良身为明末饱学之士，素有“东海夫子”之誉。如果一直隐居不仕也就罢了，偏偏先在顺治十年考中秀才，却又心生悔恨，在康熙五年放弃功名。更在康熙十七、十九年，两次对当地官员的举荐誓死不就，摆明了和大清作对。尤其遗作、日记和书信中，存有大量“谤议及于皇考”等言论，在文人中影响极大，曾静师徒就是个鲜活的例子。这一时刻，与其说雍正无法容忍吕留良说老爹康熙的坏话，不如说自己对负面信息无法释怀。不及时铲除，日后还不知道有多少曾静这样的文人冒出来撼动大清江山！

于是雍正八年，吕留良的所有著书被官府焚尽。之后，雍正又组织大学士米轼等人批驳吕留良的著书讲义、语录。经过三年多审理，雍正十年作出判决：吕留良及其子葆中已身故，

俱戮尸枭示；次子毅中改斩立决，诸孙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该案受到株连的多达数万，包括学生及刊刻、私藏吕氏书籍人员。

就这样，皇室与吕氏的切齿之恨终于告结，而初始肇事的曾静、张熙却被释放。期间雍正与曾静之间曾展开过一场辩论，皇上摆事实、讲道理，曾静“心悦诚服，自悔从前执迷不悟，万死莫赎，今乃如梦初觉”。于是辩论记录被官方整理成一部奇书《大义觉迷录》，目的是“俾读书士子及乡曲小民共知之”，也算对当初那些罪名有了个自我辩护，捎带给公众“秀”一下圣上的宽容和才气，或者替岳钟琪保留一点人格。因为岳总督在软硬兼施从张熙口中“套话”时，有可能明示过“坦白从宽”这类意思。雍正还特地嘱咐后续的皇上也不要再追究此事。然而待到乾隆即位，很快便以“泄臣民公愤”为由，将曾静、张熙凌迟处死，《大义觉迷录》缴回销毁，两位真的去见吕留良了。不知道是这爷儿俩预先商量好还是乾隆自发所为，反正皇上的话比疯子更靠不住。

相对雍正的坦率，“从未以语言文字责人”是乾隆说过的最大的鬼话、疯话！别说乃翁乃祖，中国两千年帝制加起来的文字狱总和，也远远比不上爱新觉罗?弘历一手炮制的文字罹祸案。在位期间，文字狱高达一百三十多起，不但科场举子、政坛官员文字上如履薄冰，连民间遗书也难以幸免，通通搜求焚烧一空。犯罪主体从心腹宠臣到基层小吏，从举子书生到布衣平民，一经发现到定性，于是乎杀人、焚书、编纂《四库全书》成了文字狱的基本流程。已死者开棺戮尸，生者凌迟、斩立决，知情不举者斩监候、杖责、流放。

从主观上看，以往文字狱为偶然发现，到了乾隆朝则是主动出击，威逼利诱引蛇出洞，“焚书戕儒”成了乾隆的又一用武之地。乾隆高于先人的手法是“双管齐下”——一方面“挑错儿”拿人，一方面改编成书。因此《四库全书》的成书过程，实质上是从文字狱的血腥中脱胎而出。因为钦定的《大清律例》并没有把文字犯纳入其中，但存在政治风险的敏感性文章又不能免予追究，总这样望文生义下去未免浪费资源，于是借用大学者周水年提出的“儒藏说”，既和祖父的《康熙大辞典》遥相呼应，又寓深义于新书。不想让后人看到的一概删掉或替换，防患于未然，把可能发生的风险来了个超前大遏制。细节不说，仅从《四库全书》的章目便可看出些端倪。所谓“四库”的经史子集，听起来包罗万象，却见不到戏剧著作和章回小说，科技著作也仅取点滴。这当然和乾隆的自我优越感分不开，想当然地将西方科技斥为“异端之尤”，态度上“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除了农医天文算法类收录少数外，

其他科著基本绝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