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鲁迅先生在谈到文字狱时所说：那时的禁书，我想他都未必看见。现在不说别的，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存在有骨气之人。

然而打开《清代文字狱档》，却发现绝大多数狱案均为牵强附会、捕风捉影，作品中基本找不到“骨气”的影子。仿佛当年那一片流血惨叫声，只为成就皇上那不可一世的洞察力与判断力，或者说对后世爱新觉罗王朝的那份来自文化的忧患。因文获罪大致为三大类：一是疯话肇祸；二是马屁错位；三是操作不慎。

比如有个叫刘三元的疯子自称梦见“神道对我说，我乃汉朝后裔，要天下官员扶持”。乾隆得知后，下令把刘三元以大逆罪凌迟处死。对敏感词的反应，乾隆的心理障碍要远远超过疯子。

另一个疯子冯起炎听说皇上路过，便身怀著作，意图呈进，不料先以“形迹可疑”被捕。著作本来就是垃圾，最搞笑的是文后那段请求：意思是自己看上了张三姨家、杜五姨家的表妹，因无力娶妻，恳请皇上“差干员一人，选快马一匹”成全自己，无非想留段皇上指婚的佳话。结果落了个“发往黑龙江等处给披甲人为奴”的结局。这个小故事的主人公介于疯子和马屁之间，请示指婚的同时，也想反过来成全皇上做个善体人意的圣君，自然也是拍在了马腿上。

用意明显却马屁没拍对部位，反而惹来杀身之祸的也不在少数。穷书生王肇基献祝太后寿诗、寿联，被“立毙杖下”；七十多岁的刘震宇向湖南布政使投献所著《万世治平新策》，被处斩；平民刘德照抄录《春秋建论词》，被凌迟处死；邓文亮逞递《戒淫说》、《戒暴文》及诗，斩立决；江南生员李超海献《武生立品集》，遭斩首；八十岁的刘翱来省城投献《供状》，称颂清廷诸帝，被充军新疆；直隶人智天豹编造《本朝万年历》，被斩首……

这类案子太多，一一码来真是斯文扫地，读书读到这份儿上，连恭维都被挑出错儿来砍头，这样的读书人留在社会上，根本和骨气二字不沾边，砍了也算为文人层面除害。最明显的就是乾隆十六年，直隶穷书生王肇基跑到山西，趁太后万寿节之际，向汾州府同知衙门献祝寿诗、寿联。据说诗联虽不怎么样，总算有“颂圣”之意。问题就出在所附的《叙后》，在山西巡抚阿思哈奏折里，被指“妄议国家事务，指斥文武大臣，谤毁圣贤，肆其狂吠，悖谬已极”。王肇基自辩为一腔忠心，只为做官。后经乾隆指示，王肇基杖毙，母妻交地方管束。

那些落笔不慎的更冤，尤其皇上身边的宠臣，平时下笔谁敢拿功名富贵、身家性命开玩笑？但这几千个汉字方块就是这样，单拆开来只要不触讳犯忌基本还算平安，一旦组合到一块儿，不论诗词文章，只要和“违碍”词擦边儿，哪怕前人所写后人照抄，这辈子就算交待了。非但如此，这类文字还会成为“对家儿”挟私报复的把柄，只不过借皇上这杆大旗，堂而皇之地拔除眼中钉。当然这种事皇上自己也没少干，只不过别人借皇上，皇上借文字而已。

著名的《一柱楼诗》案，就是这类“代表作”。作者徐述夔年轻时中举的答卷就因下笔“不敬”，遭到停考进士的惩罚。心灰意冷之际，呆在位于江苏东台县的“一柱楼”里著书吟诗，《一柱楼诗》、《小题诗》、《和陶诗》、《五色石传奇》、《八洞天》均出于此，无非感慨世事不平，发发牢骚。谁能料到，后来让徐述夔“名满天下”的，并非这些作品本身的文学感召力，而是名列清朝“四大文字狱”的主要人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