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下大祸的就是这《一柱楼诗》，最敏感的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举杯忽见明天子，且把壶儿抛半边”等。

简短结说，徐述夔死后，其子徐怀祖在乾隆二十八年将其著作刊刻成书，从而种下了祸根。乾隆四十二年，同乡监生蔡嘉树，与徐怀祖之子徐食田因赎地致颂思谋报复，首告徐家藏有禁书。江苏布政使陶易识破其不良动机，并且要把蔡“以所诬之罪，依律反坐”。倒霉就倒在时任江苏学政的刘墉，将《一柱楼诗集》和沈德潜所撰的《徐述夔传》，立即呈报了乾隆帝。

皇上大怒，认为徐述夔身系举人，所作诗词语多愤激，应当重治其罪，沈德潜为逆犯作传，还赞扬有加，实为“丧尽天良、负恩无耻”。两江总督及江苏巡抚同时受到“平日所司何事?”的斥责，同时还要对有关县府司道各官一并参处。接着向全国各地总督、巡抚、都统发出了关于搜查徐述夔诗文的上谕。

原告蔡嘉树、被告徐食田，列名“校对”的徐述夔门生徐首发、沈成濯分别押解京城；有关官员“双规”后押解京城。乾隆亲审陶易，想当然地认定他“有心袒护，故纵大逆”，定是受贿。陶易供认自己有负圣恩，罪在不赦。但是和徐食田从不相认，没有受贿。受了这番惊吓冤屈，没等结案便病死于狱中……

官员中受处分的包括暂管两江总督高晋、两江总督萨载、江苏巡抚杨魁；扬州知府谢启昆因办案“迟缓半月”被判“发往军台效力赎罪”；东台知县涂跃龙因“未能立即查究”处以“杖一百，徒三年”；江宁藩司衙门幕友陆琰被认为“有心消弭重案”处以死刑；原礼部尚书沈德潜这位受乾隆特别恩宠的诗坛泰斗已死十年，撰文称徐述夔“人与文章皆可为法”。乾隆对此余恨未消，追夺其一切谥典官职，撤出乡贤祠内的牌位，仆毁御赐碑文。这里需要追加几句，沈德潜生前为官显赫，根本不认识晚年只做过小知县的徐述夔，实在是无名小卒借其盛名作传。至于《咏黑牡丹》诗的“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二句系出自沈德潜之手亦无确证，只是晚清问世的《清朝野史大观》一类书中的说法，未足为据。这沈老先生怎一个冤字了得？原栟茶盐场大使姚德璘、衙门塾师毛澄曾为徐述夔的《和陶诗》作跋，后来改名黄斌，中举陕西，也“杖一百流三千里”。徐述夔的两个学生徐首发、沈成濯因“列名校对”被斩首。

徐述夔虽已病故，但“仍照大逆凌迟律，碎其尸，枭首示众，以彰国宪，而快人心”。徐食田、徐食书因为是正犯之孙处以斩首。徐述夔的子、孙、兄、弟、兄弟之子，年十六以上者皆斩，十五岁以下及妻妾、姊、妹，子之妻、妾付给功臣之家为奴，财产入官。原告蔡嘉树也没占了便宜，乾隆认为他和徐述夔同乡，《一柱楼诗集》早已刊出，应该早已知闻，并未呈控，只因田产涉讼才挟嫌告发，不过一己之私而非为国，因此取保省释。

徐述夔泄愤、徐怀祖失慎、蔡嘉树卑鄙、徐食田无辜、刘墉愚忠、其他官员及牵连犯“点儿背”……这起乾隆朝最具代表性的文字大案，在最高掌权者神经质的小题大作中归于结束。再看时下频频在电视剧中“亮相儿”的乾隆与刘墉，永远的诙谐睿智，即使犯错误也犯得那么善良可爱。这点倒完全吻合了乾隆爷当年大兴文字狱的初衷——只让后世看到英明之主。

当然无论哪代皇上，出于本位考虑，怕的只有一点：江山易主。只是这样关起门来当“老大”，最终只会导致贼寇加快步伐“破门而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