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为了“康德”帝位，不得不虚与委蛇。明着和日本人“眉来眼去”，暗地里还是常常打着自己的小算盘。正如多数传统的中国男人那样，溥仪的立嗣观同样有着自己的底线，傀儡终究还有自我的一面。溥仪在婚姻选择上一直不肯认同日本女子，并且坚决反对弟弟溥杰的中日跨国婚姻。尤其谭玉龄的猝死，更加重了溥仪对日方的愤恨与抵制，由此断然拒绝了随后的中日联姻提议。也许，这已经是溥仪在伪满时期对日本人拒绝得最果断、最“漂亮”的一宗大事。双方的拉锯战就在这样的进进退退中持续了十几年，直到溥仪被俘往苏联。

说起婚姻情感，“皇上”同样一言难尽。“如果不是革命，我就开始亲政了……我要恢复我的祖业！”逊帝新婚之夜，红帐子、红褥子、红衣、红裙、红花朵、红脸蛋……坤宁宫中的那一大片鲜红，让溥仪感到不自在，旖旎动人的花烛秀色非但未能触动新郎的春心，反而回到养心殿后，还在假想着倘若辛亥革命尚未发生的种种可能。总之，无论生理原因还是政治情怀，但凡在溥仪“变回”普通人之前，他的女人都是不幸的。

纵观溥仪一生，情感世界中先后走过了五位女子，而五位红颜的到来，均不同程度地折射着同时期政治与时代的特别属性。

如果说文绣率先被溥仪选为皇后，后来因中间环节反屈居为妃是一个偶然，不如说是文绣和皇后婉容娘家财势“大PK”的结果。因为内幕是通过两位太妃出面干预，最终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将婉容推上皇后宝座的并非她的美貌和才气，而是娘家的经济实力和钻营手段。这事看上去似乎挺复杂。原本溥仪在四张皇后候选人的玉照中，随便挑了张顺眼的，信笔画了个圈儿。圈中的文绣是同治的遗孀——敬懿太妃满意的姑娘。没想到此举却引起光绪遗孀、首席太妃——端康太妃的大为嗔怒。而两位太妃的喜好，则是娘家的努力所起的作用。反正照片上人都差不多，无奈之余，溥仪只好又圈中了端康喜欢的婉容，也因此酿成了皇后婉容和淑妃文绣之间尚未婚娶便已结怨的“超前”不和谐。

一帝、一后、一妃之间的诸多不和谐细节，文字影视作品早已“放大”至若干倍，此处不再赘述，引人深思的是“夫妻三人行”背后的时代影子。

寓居天津期间，文绣掀起的“离婚”诉讼，制造了相当大的社会影响，胆敢和“虎死余威在”的皇上“叫板”离婚，是需要相当勇气的，当然也给社会新闻增添了一抹绮丽色彩。站在文绣的角度，继续和溥仪与婉容生活下去恐怕需要更大的勇气，因此索性对簿公堂。措手不及的溥仪，虽然气恼不堪，到底也同意了离婚，观念上较之宫内，毕竟开明了一筹。虽然最终将文绣“贬”为庶民，到底也算给了这个苦命女子重出生天的机会。当然这起轰动一时的离婚案件，也从侧面反映出民国时期婚姻自由的程度，已是步入了一个新位阶。

相对文绣，婉容的“幸运”却表现的那么不堪一击——挤走了文绣，换来了丈夫更多的冷漠。当物质生活再也无法唤起婉容对生命的热望时，为了缓解疾病与精神、生理折磨，抽大烟不可避免地成为“首选”。再后来，婉容根本也无法再顾忌什么皇后尊严，接下来发生的“私生子”事件和孩子的“消失”，彻底摧毁了婉容的精神世界，直到悲惨离世那一刻，几乎没有再清醒过。传统观念上，妻子的出轨让溥仪成为值得同情的一方，然而婉容又何尝不值得同情？优越的物质生活永远也无法取代精神与生理缺憾。只是婉容出轨的“勇气”，相对文绣，却呈现出一种“剑走偏锋”的冷艳。如果当年也如文绣般堂堂正正地离开，结局应该会好得多。可惜历史不允许假设，婉容不是文绣。作为中国最后一名皇后，她的人生写满了孤独、困惑、无奈、苍凉、悲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