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玉龄，如果不是早年猝死，也许会相伴溥仪后半生。溥仪在很多年后依然珍藏着她的骨灰，便是个极好的佐证。如果说人生如戏，那么她的角色有点类似当年光绪身边的珍妃——受宠遭忌。命运的考题似乎永远没有标准答案，每个人的生命旅程永远都在选择和放弃的重复中依次走过。珍妃得罪的是太后和皇后，谭玉龄得罪的是日本人。身为妻子，支持丈夫天经地义，只是她们的“支持”太过简单，欠缺智慧含量，既没有孝庄皇太后的睿智与果敢，也缺乏慈禧的“准”和“狠”。结果只能是无法保全丈夫更不足以自保，出人意料地香消玉殒也就不足为奇了。

李玉琴，几乎没享过什么福的“福贵人”。她的遭际介于“新旧溥仪”之间。对这个命运强加给自己的丈夫，李玉琴可以说未受其利，反受其害。先是花季少女的自由与活泼被无情剥夺，然后是流离辗转。好不容易鼓起勇气离婚，“文革”照样没放过她。娘家人的埋怨，自身的飘零与孤苦……人生，好像一场永远无法“买单”、却又难以下咽的“忆苦饭”——吃过一餐终生难忘。情感上李玉琴也赶在了溥仪观念上的过渡期，一次“皇上”竟含泪说出，“玉琴啊，如果你要死了，我再也不结婚了。生则同衾，死则同穴……”有感而发的一席话，

虽让听者感动莫名，却依然无法消除生活的苦闷和乏味。但毕竟，这是溥仪在情感方面初次所表现出的“平民化”一面。倒退十几年，“逊帝”也是帝，怎么可能和一个贵人生死相依？

和前三位比起来，李玉琴算是稍稍幸运，充当贵人虽身不由己，然而后来到底也有了自由选择的机会。解放后与溥仪的离异没有大动干戈，较之文绣，各项成本终究小了很多。说到底，

既没政治野心更缺乏浪漫情怀的福贵人，其实更适合做个普通百姓。嫁给溥仪，纯属命运“巨手”的捉弄。

李淑贤，比起前面四位的二死二离，算是最幸运的一位了。本该放在溥仪的新生篇去说，但既然说起溥仪生命中的全部佳丽，也就顺便放这儿了。李淑贤这个人吧，不管优点缺点，总的来说应该是个“真实”的人。嫁给溥仪的目的很明显，就是认为“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奔了“想当然”的物质基础。当然，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应该也并未辱没了她。至于两人的感情和幸福指数，自然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这里多说无益。而站在一个公正的角度，她对历史的最大贡献就是保存了溥仪日记，并和后人一道，进行收集和整理，这些都是难能可贵的。话说到这儿，似乎可以开始溥仪下半生的文字之旅了。正是有了她有意无意的保存，才让当年胡同里那个十几岁的男孩子，一夜之间通读《我的前半生》，并在若干年后辗转采访数百人，历时十余年，《末代皇帝的后半生》郑重问世！更因此拥有了一种“末代”创作情结，大量关于末代皇族的文史作品，先后出现在海内外读者视野中，多国语言译本也如雨后春笋，在悠远的历史长廊中开启了一扇“末代之窗”……

前面提到的那个“孩子”，就是后来的一代文史大家、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传记学会副会长、晚清史研究学者贾英华。

翻开贾英华“十年磨一剑”所著的《末代皇帝的后半生》，一个个生动翔实的细节穿越时空，悉数呈现在了读者面前。一个人的后半生同样会发生数不清的故事，在这里，让我们再次挑选几个情节来“述说”主人公后半生的“真实”吧。

情节一：“我看到溥仪面带笑容，和我穿的差不多……是蓝色的普通制服，与常人没什么区别噢。”一代戏曲大师梅兰芳先生这样描述着自己与末代皇帝的“最新”会面。遥想民国初年，溥仪“大婚”。三天的堂会，梅兰芳、王瑶卿、杨小楼、余叔岩等名角儿先后登台，盛况空前。而溥仪亲点的梅兰芳那出《霸王别姬》更是让群臣视为不祥之兆。在当时的逊帝眼中，再顶级的艺术家也脱不开“戏子”身份，更因为瑞典王子与梅兰芳合影，而认定其与戏子为伍，竟至拒绝会面。斗转星移，再次的相见，取傲慢与鄙视而代之的是两位全国政协委员——昔日“逊帝”与“戏子”的平等、友好交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