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非两个相同的“董”字，说不好三百多年前的人们是对名妓董小宛的过度惜香怜玉，从而一厢情愿地让其“陪王伴驾”，还是对顺治帝倾心汉儒文化的“报答”，总之就是这么顺理成章地将“秦淮八艳”中的这一“艳”贴上“董鄂妃”的标签，堂而皇之地把两个身世迥异的女子，相当戏剧化地“重合”在了一起。

要算董鄂妃走运，不曾遇上慈禧姑侄这样的凶婆庸妻，死后追封皇后时的“孝献端敬”等字眼儿也很难着落在婆媳关系不妥上。对顺治来说，倒是这份迟来的刻骨之爱，成为他短暂而急促的政治乐章中，匆匆插入的一小段旖旎悱恻的动人小夜曲。

很显然，《清史稿?后妃传》对董鄂妃的身世进行了行之有效的“断章取义”：董鄂氏，内大臣鄂硕女，年十八入侍，上眷之特厚，宠冠三宫，十三年八月立为贤妃，十二月进为皇贵妃，行册立礼，颁赦。

不过是册立一个妃子，却小题大作而大赦天下，可见爱之切、恋之深，同时也成为大清二百年绝无仅有的一次。国人的“八卦”嗜好由来已久，清人和老外也不例外。

在西人所著的《汤若望传》中，语焉不详地提到董鄂妃曾委身一位满籍军人，蒙顺治垂青而“跨界”相恋，在遭受其夫斥责时，顺治帝竟“掌掴”情敌，致对方气愤而死，当然也可能是自杀。后来有人提出，这位满籍军人即为福临异母十一弟襄亲王博穆博果尔，而史料中并无可靠记载证实该人即为十一弟，也有人认为老汤出于某种畏惧不敢直书其人。虽然孝庄皇太后曾有“废止命妇更番入侍后妃”之令，但史家通过宗谱记载，结论还是否定了“弟媳”一说，同时也说明了后人臆断中想当然的一面。

从被顺治看中的那第一眼起，美丽、多才、善良、谨慎似乎铸就了一把横在董鄂生命里的“双刃剑”，可谓成也才貌德，败也才貌德。此前那“一次半”的废后风波，让包括孝庄在内的所有人领略了顺治的择偶“目光”，因为废掉第一位皇后之后，第二位来自科尔沁大草原的博尔济吉特姑娘尽管貌美如花，无奈顺治对这类亲上加亲余恨未了，不久便准备把上次的废后风波“重温”一遍。虽然在母亲和政治矛盾的干预下未果，但董鄂的“隆重”登场，换来的肯定是上至太后，中到王公大臣，下至太监宫女明里暗里的“侧目而视”——什么样的绝代风华能把屡屡废后的皇上按倒在石榴裙下？也真难为了董鄂，把书内书外的“美颜如玉”来了个空前大整合，其祖为北宋时流落至辽的皇裔，可想而知，潜藏在基因里的那份高贵、清雅及才艺对顺治的吸引力，绝对可意会难言传。偏偏董鄂为人又十分亲和，对婆婆和其他妃后均敬爱有加，以致到最后连太后都离不开她。所以有人臆测董鄂母子之死与孝庄有关很难站得住脚。只可惜小心并未驶得万年船，过度的谨慎与殚精竭虑伤害了她的健康，爱子的夭折更像一剂致命寒药，丈夫的怜爱根本无力回天，年仅二十二岁便心力交瘁地离开了这个充满爱与痛的世界，比她的“影子”董小宛还早了整整六年！

是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夫欲爱而妻不在，董鄂离世时的“言动不乱，端坐呼佛号，嘘气而死。崩后数日，颜貌安整，俨如平时”算是永远“刻”在了福临的记忆中，更成为其日后一心向佛的风向标。

应了那句“真爱让我不知所措”。思前想后，顺治把提升董鄂的死后待遇，作为对这份刻骨之爱的全部注释。随之追封的皇后，不如期离京“避痘”，只有帝王及太后之崩才够格的“蓝笔”御批，从亲王到四品官、从公主命妇齐集哭悼，不哀者议处，八旗二三品大臣抬扛梓宫、后又担心另一世界的董鄂妃没人伺候，欲将三十名太监宫女赐死。如非皇太后“力解乃已”，估计顺治帝自己都不知道如何才能尽情表达这份无法割舍的离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