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知识结构看，庄士敦的“中国通”雅号绝非浪得虚名，可以说是对中国儒释文化、历史风情爱到了尽头，包括对溥仪那份执着的“力挺”。那种难以名状的深深眷恋注定了这个人一定要把心留在中国。应该说，一个人的行为举止除了他人的记载，恐怕没有比本人的著作更能表达当时的思维方式及价值观念了。

从著作数量上判断，尽管政务繁忙，依然可以看出庄氏的勤勉，更可贵的是范围涉及政治、宗教、人文、戏剧等多个领域，每部书在记载和评价特定事件的同时，也让读者看到了作者真实磊落的情感“腹地”。在杨植峰所著《帝国的残影》中，特辟有《天子的洋师》一章，详尽介绍了庄士敦的几部力作。

如果说《紫禁城的黄昏》从一动笔就注定了这是一部畅销书，那么《一个中国人关于基督教传教活动向基督教世界的呼吁》则代表了这位帝师作家的全部信仰倾向。庄士敦来到中国后，无疑对中国的宗教人文大为倾倒。从大量阅读佛典，到遍访名山古刹与高僧法师探讨佛理妙谛，终至不由自主地放弃了教堂和礼拜，这一转折应该是自然完成而非刻意的厚此薄彼。因此当《呼吁》一书在光绪二十七年以“林绍阳”为笔名在伦敦出版、对基督教会传教士试图改变中国社会等做法予以批判时，可谓以石击水，引起英国宗教界的猛烈抨击，被斥为“古怪的佛教徒”。此举颇有当年利玛窦的胆识，如果说利玛窦对儒释道孔的尊重只为传教的话，那么庄士敦的出发点更简单，就是弃西择中，所以不惜代价斗胆撰文，信仰上毫不犹豫地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身。

翻开《紫禁城的黄昏》，作者这样描述着中国：

一九一九年三月三日，我第一次进入紫禁城。庄严的神武门，将我带入了一个时间和空间与外界迥然不同的新世界。正是通过这道城门，使我不仅从一个共和国度回到了君主国度，而且使我从二十世纪的新中国倒退回了其历史可追溯到古代罗马之前的古老中国。在这座门洞之外，坐落着一百万人口的城市，这座生机勃勃的城市正满怀着新的希望与理想。或许万幸的是，其中许多理想和希望，从未变成现实。这个城市正在努力追赶着时代的步伐，力图使自己无愧于一个伟大民主国家。

全书堪称庄士敦的回忆录，从戊戌风云到溥仪出宫，在伦敦一经出版，便轰动了欧洲。之后不久，中文版与日文版也相继推出，庄士敦立时闻名遐迩。

扉页上写着：“谨以此书呈献给溥仪皇帝陛下，以纪念十五年之前建立于紫禁城的良好友谊，并谨以此书对陛下本人以及生活在长城内外的他的人民，致以衷心的祝福。历经这个黄昏和漫漫长夜之后，正在迎来一个崭新而更加美好的黎明。”其诚挚的祝福深深感动着中国读者。

书中人物异彩纷呈，王公贵族及政客军阀外，还有陈独秀、章太炎、康有为、胡适、顾维钧、罗振玉、王国维、郑孝胥、翁同龢、陈宝琛等新旧人物，在帝国残阳中各自扮演着历史长河中属于自己的人生角色，而字里行间流露的最多的还是对“爱徒”的赞赏与期待，比如说溥仪拥有“诗人气质”。事实上关于“气质”一说，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曾坦言自己出于胡闹，曾以“邓炯麟”的化名，抄了一首明诗寄给某小报发表。庄士敦不明就里，还把这首诗录在书里，译成英文，对学生大加“谬赞”。该书中文版再版后，《中华读书报》评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