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在此后30余年中的洋务思想也有很大的发展和变化，其主要特点就是强烈的求富要求。这和当时中国的实际形势和洋务派的经营状况联系在一起。

1865年9月1日的《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已初步体现了他的求富观点。他说：“洋机器于耕织、刷印、陶埴诸器皆能制造，有裨民生日用，原不专为军火而设，妙在借水火之力，以省人物之劳费……臣料数十年后，中国富农大贾，必有仿造洋机器制作以自求利益者。”

盛宣怀是人们所熟知的洋务运动的骨干分子，洋务派的核心人物。他虽不像李鸿章那样与洋务运动相始终，并全面把控洋务运动的动向，却基本独揽了洋务民用工业的督理权。这是洋务运动的重点，也是盛宣怀赖以发迹的基础。

盛宣怀1870年入李鸿章幕时，正是人民起义被镇压，列强加强军事和经济侵略，民族矛盾尖锐的时刻，洋务运动从军用工业转向民用工业，也即所谓以富求强。清王朝视近代工商业为拯救统治的头等大事，盛宣怀适逢其时。他虽未参与洋务运动第一阶段的近代军事工业活动，却不失时机地抓住了近代民用工业企业的创办和经营。

在那时，近代民用工业的发展十分艰难，不仅人员、设备和资金都来之不易，还遭到顽固守旧势力的阻挠，令许多人裹足不前。盛宣怀在《致黄花农观察》中回忆当时的情况说：“聪明才智之士，莫不避难就易，避险就夷。皆各思安坐致尊荣，不肯历患难而希勋业。”盛宣怀就是为富强大局迎着“难”和“险”而一往直前，并以此“希勋业”而“致尊亲”的。洋务工业企业主要是轮船、电报、纺织、煤铁矿务四类，这些企业虽不都是盛宣怀创始，但后来却基本都在他的掌握之中。这与李鸿章对他的信任有关，更由于他以引进先进技术兴办近代工商业为中心的洋务观点与李鸿章相一致的缘故。

陈三立在《皇清诰授光禄大夫太子少保邮传大臣盛公墓志铭》中说：

时文忠为直隶总督，务输海国新法，图富强，尤重外交、兵备。公则议辅以路、矿、电线、航船诸大端为立国之要，与文忠意合。

正是由于这种“意合”，盛宣怀才被信任、受重用，他也才终身以轮、电、路、矿“四者自效”，“殚精竭虑”，“艰阻而不悔，疑谤而不恤”（《盛公墓志铭》），因此也就“最受知李文忠公”，成为李鸿章的左右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