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最具有“忧患意识”的崇祯皇帝在焦头烂额的苦苦思索中也没有忘了那种享受，甭说贵为天子，就是贱为平民，也不妨三妻四妾，至圣先师不是教导过吗？“食色，性也，人之莫大欲存焉。”他在稍稍“喘过一口气”之际，在那方面就不免过度了点，于是头晕眼花，精神萎靡，就想找找大夫。

他不想找那成群的“御医”，那些御医读孔夫子的书都读得迂腐异常了，说一些“节欲”的屁话，其实，孔老夫子何尝说过“男人应有几个老婆”的话？这就是圣人的绝顶聪明之处，他决不会把话说得那么具体，一点回旋的余地都没有。他的话说的极具弹性，因而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在追求那种欢乐这一点上，他要心安理得，真是找不到一个知音。佛家不用说了，让他禁欲，当什么“苦行僧”；道家有这派那宗，也都把“节欲”的调头挂在嘴上。东方文化真他妈可恶，没有一家不指责他的，还是找找西方吧。西方张扬个性，主张放纵，尽情地发泄，还不是我的知音？

他找的这个洋人叫汤若望，其实并不是一个大夫，而是一个天文学家。他是一个德国人，早年跟随利马窦来到中国，用新法改造了郭守敬制作的日历，很有一点贡献的。只是因为崇祯皇帝太忙乱了，才让他此时正在皇宫里担任着一个闲职。

崇祯皇帝可不比山村老农，见了“高鼻梁、蓝眼睛”就大惊小怪。他是见了世面的，决不盲目地排外。如果不是国内的事情特别棘手，让他须臾不得离开，他还真想到国外去看看呢！现在就只能在宫中容留外国人，汤若望就是其中的一个。这个外国人几乎是一见面就博取了崇祯皇帝的好感，不是因为他精湛的数学计算，而是因为他居然知道紫禁城名称的来历。

明成祖当年修筑皇宫的时候，是严格按照中国古代天文学的概念修筑的，恒星分为三垣，周围环绕着28宿，其中紫垣（北极星）正处中天，是所有星宿的中心。皇宫被称之为紫禁城，就是说，这里是天国世界的中心，应当严格保卫，是“禁地”。汤若望这样的几句话，立即让崇祯皇帝惊为仙人：这个洋鬼子怎么连先祖的心思都知道！不是一个魔鬼，而是一位神仙。

崇祯皇帝和他的古今同胞一样，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思维惯势，只要外国人夸奖了几句祖宗，就“鸡毛上天”，美得晕头转向。最后只好“吊死煤山”。

不过眼下他与这个汤若望倒是发生了一场激烈的冲突。当然，一开始并不剑拔弩张，崇祯皇帝对“泰西”（西方）的“另类”官员还是“法外施恩”的，他破例地给了汤若望一个座位。

汤若望喜出望外，就未免有点放肆，说话就不再吞吞吐吐了。他已经等候了很久，心里有很多很多的话想对这个帝国的最高主宰说，可惜总没有机会。难道不能上书吗？他游历过法国，有着“法兰西式”的热情，可惜他只会读说汉语，要写，可就得借助中国官员了。不料他刚一开口，就吓得中国官员浑身都打哆嗦，未等他说完，就连连地说；“罪过，罪过！欺君非圣，大逆不道！罪过，罪过！”

他确实不能理解，众多的事实就摆在那里，为什么就不能说实话？中国的官员都不是聋子、瞎子，为什么偏偏要装聋作哑？

久而久之，他逐渐了解了中国的官场，有了“德国人的狡猾”，他实事求是，却又非常执着，说还是要说的，但不必那么热情奔放，一泻无余。他是一个“德国佬”，比法国人更理性一些。所以一见面他还是很有礼貌地说：

“陛下今天招我来，有什么见教呀？”

“把你搁置了太久，今日突然想起你来了。想让你陪着朕说说话儿。”

汤若望哑然失笑；“真是应了你们中国一句俗话：倒驴不倒架。我还不知道你让国事缠得焦头烂额吗？何必装出一种悠悠自如的样子来呢？”

他是一个十分自负的西方人，自诩是“泰西的天才”。在中国混迹了这么多年，不仅汉语娴熟，而且自信把东方文化“研究透了”。已经洞穿了东方“帝王文化”的核心秘密。他的发现至少有两条：

几乎所有的帝王都标榜自己是推行儒家学说的，执行的是“仁政”，所以把一个孔夫子不断地推崇，最后封成了“大成至圣文宣王”。在最初的日子里，他也跟着所有的中国人对孔夫子崇拜得五体投地。可久而久之，他学会了中国话，而且懂得了古文，就要寻找孔子的著作来读，找了很久，发现大量的都是“代圣人立言”的他人的著作。真正的先师的著作不过是薄薄的一本《论语》而已。这样的一本小书，怎么会有自己的理论体系？他来了西方人的“求异思维”，发现孔子这个所谓的圣人，只不过是帝王的工具而已。真正的孔子只是一个下了台的小官吏，他不甘寂寞，就在家乡办了一所不在官府注册的学堂，后来又耐不住清贫，就到处流浪，流浪途中，吃了不少苦头，就牢骚满腹，常常发泄。这些牢骚倒颇有些真知灼见，就让弟子们收集了起来，这就是那本传世之书。后来的孔圣人是一个完全被塑造出来的人物，因为他的嘴里念念不忘的是“克己复礼”的口头禅，而那周礼之中确实可以总结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被称做是“三纲五常”的伦理守则来，于是，统治者就开动了所有的全部机器，大肆吹捧，造就了一个中国人“精神上的孔子”。他明白了这一点，再回过头来看历代帝王标榜的所谓“仁行天下”，就对一切洞若观火了。他问；‘哪一个不是法家？哪一个不是崇尚王霸之治？个顶个的是儒家的外衣，法家的实质。所有的“代圣人立言”的高级马屁精都不敢说而已，只有那个荀子例外。

不知为什么，这个汤若望更喜欢荀子例外。

也许就因为荀子更讲究“实用”吧。

其实，哪个帝王不对儒家学说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就说“国朝”吧，那个定都北京的明成祖，不就因为孟子说了一句“民为贵，君为轻”的话，就被赶出大成殿了吗？孟子是所谓的“亚圣”，尚且如此，其余又何足道哉？

这个游历过法国，深受“启蒙运动”熏陶，又过海漫游英伦三岛，对“文艺复兴”的遗迹情有独钟的人，正是从西方人的角度来看东方文化的，所以他又有了第二个百思不得其解。

中国历朝历代哪个皇帝不标榜自己“礼贤下士”、“虚心纳谏”？可让已经发生的事情一验证，就会发现这正是在“演戏”，作作样子来骗人的，且不说有多少“士”是死在“礼贤下士”的“牧民”者的屠刀之下，就是那些驯服之极的“士”，也只有甘心当奴才的份儿。不是奴才，就是歪才，然而歪才也是异己，至少他们的“腹诽”难以察觉。在统治者看来，这“腹诽”也极其可恶，“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让愚氓之众都活得明明白白，那就必然的离心离德，那还得了！所有的统治者，概不例外的都要推行“愚民政策”，不愚弄百姓，他们一天也活不下去！

什么“尊重人才”？只是“使用奴才”！真正的人才决不会得到尊重的，因为他们决不会与冒牌人才，其实却是奴才之辈同流合污的。

“礼贤下士”只能是一句彻头彻尾乔装打扮的谎话。

什么“纳谏”？中国历史上有几个听得进不同意见的皇帝？甭说是至高无上的皇帝，就是有个一官半职的大小官吏，哪个不是“一贯正确脸皮厚”？整个官场里有一条“铁的法则”：“上”总比“下”高明！要不，怎么能成为“上”呢？官越大，嘴越大；嘴越大，理越多，到了皇帝就把天下的理都占尽了，所以叫金口玉牙，言出法随，被称为“圣旨”。哪个敢“抗旨不遵”？只有“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份儿。哪里还敢多嘴多舌？

就算有唐太宗那样的个把“纳谏如流”的皇帝，那谏言也有一个额度，就是不能触及至尊的权力，稍有冒犯就是大逆不道，脑袋只能搬家。

一条不可抗拒的“潜规则”：部下永远不得比上司聪明。

上司绝对不会主动征求属下的意见，即使属下比上司高明很多。除非这个上司离了属下的这条条陈就影响到自己乌纱帽的大小。属下如果是一个聪明人，他最好是用神不知鬼不觉的办法，把这个条陈变成上司自己的，那样就会得到提拔重用；否则就会用不了多久立即滚蛋！才大震主呀！哪个当官的喜欢部下比自己高明？

汤若望不是法国人，不会不顾利害，一味的热情奔放，直言不讳；也不是英国人，不会只顾利害，一味的绅士风度，缄默其口。他是求实的德国人，说还是要说的，只不过得讲究该怎么说而已，当下他就等待着崇祯皇帝开口。

崇祯皇帝开口说道：“朕近来颇感疲惫，究竟是什么原因？”

“无他，房事有失节制而已。”

“你怎么也这么说？寡人决非好色之徒！朕登基以来，就决心法先王，当一个中兴之主。令人费解的是：先王的楷模莫过于周天子，周文王日御十女，有一百个儿子，还得到民谣的赞颂；朕为什么后宫的规模一再压缩，反而会在朝野都有微词呢？这是很不公平的。”

“陛下既然说到了‘公平’，那我要以‘主’的名义说，你仅仅是一个男人，却拥有那么多的妻子，这才是最不公平的。你们东方文化真是不可思议，为什么一夫一妻的对偶婚在民间比比皆是，在官场和皇宫就走样了呢？应该是对等的才好。”

“哈哈哈哈！”崇祯皇帝狂笑起来，“难道这有什么不对等可说吗？要知道，皇帝只有一个，官吏也屈指可数；而美女却是一茬又一茬出现的。天子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不仅合乎古制，而且也正是你所谓的男女平衡。”

“然而，许多女子的青春就要埋没在深宫里面了。”

“你这就更近乎胡说了。身为女人怎么能淫荡成性？她渴望得到朕的宠幸，是因为我有龙种；我肯宠幸她，是因为她祖上积德。我承认我宠幸不过来；但是决不容许有半点的怨尤之心。女人而萌动了这种欲念，就是淫妇！活该背着磨盘沉湾！”

汤若望无话可说。这个睿智的西方人办了一个大大的蠢事。居然向一个东方帝王要什么平等，岂不是缘木求鱼？

汤若望最后是被赶出来的，这是因为他不慎偏离了男男女女的话题。提到了袁崇焕。这下子戳到了崇祯皇帝的肺管子——他不容许任何人提到这个“不祥的名字”，以至于在汤若望走了很久，他还悻悻地想；“我杀错过什么人？那一个不是罪有应得？那个袁崇焕自持有功，朕看着就很不顺眼。敢拂逆天子的眼神，还不是罪该万死？说什么‘自毁长城’？简直是夸大其词！他一个袁崇焕就有那么大的能耐？又不是一个皇帝！天下不能没有皇帝，除了朕，少了谁都一样。这不？连那个洪承畴都投降了后金，朕还坐在金銮宝殿？”

他自负地望着北方，那里似乎平静了许多。

二

历史的天空总是变幻莫测的，而且许多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因素相互作用，往往演出许多出乎人们预料的大悲大喜的正剧来。

明朝末年，历史正在重复着这一进程，正当崇祯皇帝全力应付辽东战事，让边患弄得焦头烂额之际，原来似乎已经绝迹的的流寇却突然从地下冒了出来。冒的并不是水，而是冲天的大火。要在顷刻之间把一个皇脉延续了200多年的大明王朝化为灰烬了。

崇祯皇帝登基以来，就深深为“流贼”所苦，天灾人祸，流贼遍地。最大的有两股，一是“闯贼”李自成；一是“献贼”张献忠。两股都是时起时落，忽而销声匿迹，忽而遍地烽烟，令朝廷防不胜防。那个张献忠本来是接受了“招抚”的，皇帝也给他封了官。岂知“贼性狡猾，言而无信”。趁你们君臣正陶醉在“招抚”获得成功的喜悦之际，突然反戈一击，把明军可就打得落花流水了。正史上记载：“崇祯八年乙亥，张献忠陷凤阳，焚皇陵。”打开了皇帝老家的城门，掘开了皇帝的祖坟，再放上一把火，比“再踏上一只脚”还令人解气。“崇祯十年丁丑，张献忠犯安庆，南京大震。”这一次突然的袭击，震撼了陪都南京，秦淮河的笙竹管弦也不得不稍事收敛。对张献忠的反复无常，明朝君臣，乃至后代历史学家都颇有微词，其实这是很不公正的。当时的张献忠就很不以为然；“妈妈的！向老子要什么诚信。你格老子还是流寇吗？“他哈哈大笑，笑这些达官贵人有眼无珠，其实，“统治阶级的思想才是社会的统治思想。”为了自己的利益，官场充满了谎言，早把诚信擦了屁股，最后只能自食其果。张献忠的言而无信正是跟着崇祯皇帝们学的。至于那个“闯贼”李自成，更是“心腹之患”，崇祯皇帝多次调集全国的兵马，分围堵截，喊破了嗓子，要“除恶务尽”，但是始终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为了“剿灭”这股“闯贼”，他大开杀戒，不是杀贼，而是杀“剿贼”不力的督抚。也不知杀了多少个，十个八个的不止，但仍然无济于事。崇祯四年，洪承畴督办三边军务，不断报捷，七年，又让他“兼摄五省军务”，这才有了点起色。据报，“闯贼”已经被“剿灭净尽，唯有李自成率十几人逃匿。”这才把一个洪承畴调到了辽东。岂知“尽是群臣误我！”“闯贼”已经坐大，马上就要埋葬大明王朝了。

中国历史上对统治者来说一个非常头痛的问题就是“流民”。“流民”就是失去了土地，到处流浪的农民。农民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是民众的大多数。这些人其实最好统治，最高理想不过就是“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只要温饱，可以传种接代，甭说让他自己造反，就是他人造反，他也会受统治者利用，无限忠心地充当着“捍卫安宁”的角色。他们绝对的是一堆“散沙”，只要有土地让他们挥洒血汗，他们就会安分守己，世世代代当顺民。可是一旦“顺民”当不成了，变成了“流民”。那就情况巨变。显然，他们成了更为凄惨的“弱者群体”。但是，为了生存，他们却只能联合起来。即使是“初级阶段”的相互搀扶着共同逃荒，也是一个相互依存的“共同体”，更甭说有了编制的农民起义军了。“流民”是任何统治者的心腹之患。然而，任何一个统治者都无法根绝“流民”之患，这几乎是一个不可逾越的“怪圈”：要权力，就必然制造“流民”；有“流民”，就必然妨害权力。一个几乎人人皆知的常识：土地是“根”！有了“根”，农民才能“安居乐业”，紧紧地被束缚在一块块分散的土地上，才可能“各家过各家的日子”，当天子的顺民。没有了“根”，草民也会枯萎。没有了分散的“家”，就只能扶老携幼，集体逃荒。丧失了土地的农民很难活下去，他们就会铤而走险，最后破坏天子的安宁，这是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常识。可是，所有的帝王都利令智昏,他们都宣布“土地国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其实，这并非是他们的绝顶愚蠢，而恰恰相反，是他们的攫取天下的绝顶聪明。一个帝王如果丧失了土地，实在连一个乞丐都不如。所以，土地更是帝王的“根”。自古到今，所有的帝王都把土地当作自己的“命根子”，汉刘邦就接受了周天子“分封诸侯”的教训，公然宣布；“非刘姓而王者，天下共诛之”。也就是说，在土地问题上，即使让人分一杯羹，也只限于他们刘姓一家。在具体进行过程中，当然帝王不会亲自去收取地租，会有各式各样的拿着地契（包括官印）的地主出现，但是，他们都只是“二地主”，临时地享有土地的所有权而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农民都是无“根”的“流民”，或者是“流民”后备军。“流民问题”其实就是“农民问题”。

解决“流民”问题最好的莫过于宋朝。北宋加南宋也是三百年，却没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宋江，方腊是被小说家大事渲染才深入人心的，即使在小说家的生花妙笔之下，那规模也小得可怜，根本不能与前朝的黄巢相比，更不能与后来的李自成相比，甭说全国规模，连一个省都不是遍地烽烟。

宋朝的办法就是“军队扩编”，把“流民”统统收容到军队之中去，这也许是一条极其重要的历史经验：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要花上巨款来豢养军队。只要把军官喂得肥肥的，那些士兵都只是一些行尸走肉。“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没有一个头上长着自己的“脑袋”。所以宋朝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庞大的军队，所有的军官都享有很高的俸禄，却是一个最孱弱的王朝，周边的所谓“夷狄”部落，哪个都能欺负他。他那庞大的军队根本就不是为了打仗的。

实施宋朝这个办法有一个前提，就是得国库里有钱。没钱养活军队，军队带头造反，那局面岂是“流民”所可比拟的？

这个办法对明王朝来说，不灵！

明朝的财政一直吃紧，不是搜剐得不狠，而是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黑洞”。明太祖“马上得天下”，当然深知“军旅三昧”，所以他最不放心的就是军队，登基不久全力诛杀的就是他的“亲密战友”。他接受了刘基的“半部《论语》治天下”，这“半部”中就大有文章。历代统治者全力打造的儒教文化，在宋代已经达到了“顶峰”。实践证明，所谓“存天理，灭人欲”那一套说教,经不住“放纵人欲”的“强势文化”的冲击，滚滚而来的蒙古马队把它扫荡到山乡的书院中和都会的戏台上了。“一场浩劫”过后，天下只剩下半部《论语》，《论语》的精粹，诸如“诚信”、“仁爱”之类，经过巨大的民族灾难之后，本来就所剩无几，更何况朱家王朝的创业者在屠杀自己“战友”中的私私弊弊，更与“诚信”毫不搭界。天下的《论语》只剩下书皮了，当然只是“半部”。

在这种背景下，他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天才”，就是建立起锦衣卫、东厂、西厂之类的特务体系。一方面要庞大的军队，军队是帝国的“命根子”，关系到帝国的生死存亡，是一把绝对需要的“安全锁”；同时又必须把军队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用自己最信任的爪牙公开地或者秘密地去监视所有的大小官吏。这是另一把“安全锁”。与前者比较，后者更为重要，尽管级别不高，薪酬也十分可怜，但是却都是帝国的精粹，天子最信赖的人。

只可惜，他们遭际了“半部《论语》”的时代。这个时代很难产生真正的超越物欲的精粹。所谓的“精粹”概不例外的都经受不住“酒色财气”的诱惑。实在没办法，他们也是人。过节的时候，也要吃最大的对虾。冲动的时候，也要找最浪的女人。“食色，性也”。讲几句“无限忠于”之类的儒家信条，能解决吃饭性欲之类的大事吗？朱家皇帝哪个也得体恤亲信们的生理需要。

何况，他的这些亲信们在欲望上更异于常人。本来人为地剪除了那方面的能力，就急待补偿，越发有特殊的需求：大太监可以占有女人，获得心灵上的满足；小太监却只能望梅止渴。两种人的“好色”都转化为对金钱的贪婪，“黑洞”就应运而生。

皇帝要笼络喽罗，心里自然明白“空话是喂不饱肚子的。”甭说在“浩劫”之后，人们的道德水准只是“书皮水平”，就是在孔孟时代，也得“重赏之下，必有武夫”。所以，皇帝对亲信爪牙，都额外准备着“红包”。老实讲，许许多多的人之所以卖身投靠，全是奔着这秘密的“红包”来的。

世界上的事就这么简单：任何不敢公开的收入，都是不那么光明正大的，拿不到桌面上的金钱都是极其肮脏的，所以，能够得到这种钱的人，没有一个不是极其贪婪的。欲壑难填，必然出现财政“黑洞”，而且是无底洞。

大明王朝的钱都用来豢养特务了。国库空虚，全线吃紧，四处要钱，却没有钱可拨。眼下的崇祯皇帝早就被钱咬住了手，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自己一省再省，把“御膳房”都撤了，自己所用的银餐具也熔化了，变成了“饷银”。但是，杯水车薪，无可奈何，只得动员他的皇亲国戚，尽力捐输。然而遇到了太祖、成祖的不肖子孙，他们祖祖辈辈借助于“国”，骄奢淫逸，挥金如土，为了博取一个粉头的欢心，不惜花巨资四方寻求一粒宝石，可是，“国”真的用着他们了，他们就个个哭穷，崇祯越催，他们越穷，一个个都成了乞丐似的，恨不得再啃崇祯一口；与此同时，他们却把大量的金银细软偷偷地运出王府官宅。因为“树倒猢狲散”是必然的。帝王的子孙都绝顶聪明，哪个还没有这点预感？给自己预留退路。这时候，那“国”，就成了崇祯皇帝自己一个人的“国”。他发动了整个皇宫，才筹集了不足四百两银子，真的是不够塞牙缝的。

庞大的特务体系仅仅贪婪还犹可说也，更可怕的是，他们制造了崇祯皇帝“无人可派”的局面。

既然是秘密薪酬，就带有巨大的随意性，但是这“性”总得有一点可操作性吧，否则的话，让喽罗们如何去献媚取宠？于是，皇帝们就不断地进行“政策调整”，“量化指标”。说白了，就是告密越多，越重要，就显示的忠心越强，越真诚。因而薪酬也就越多。

只可惜，遭际了“后浩劫”时代，只有“半部论语”，那些忠心耿耿但却操守有限的驯服奴才，这时就难免把“血腥”与“忠心”划上了等号。本来嘛！他们就是一群人格低下的无耻之徒，但凡稍有人格，谁肯以告密为职业？所以这班侏儒小人在物欲的熏陶下，很快就把“告密”升级为“诬告”，于是个个忠心可嘉，多多赏赉，国库囊空如洗不说，满朝文武可也就越来越少了。崇祯在位的十七年间，被杀的大学士有两人，被流放的大学士也有两人，作为皇帝最信任的大臣，内阁大学士轻易就落到了如此下场，实在令满朝大臣寒心，至少说明还有另外一批更为皇帝信任的人。在六部尚书中，刑部尚书换了十七人，平均每人的任期只有一年。十七人中,一人被处死,五人被下狱,下狱中的两人又不明不白死在狱中。兵部尚书也不只一个被处死。地方督抚中，总督被杀者7人，其中就有建立了“鼎天”功勋的袁崇焕。巡抚11人，还不包括被逮后被迫自杀的。一个“万马齐喑”的局面出现了：大家都缄默其口，但是，却是绝对的两种人：一种人得到了皇帝的信任，却并不信任皇帝，只是想从皇帝那里尽可能地多捞一点，他们决不锋芒毕露。但是，却时刻警惕着，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他们或者没有本事，或者把有限的本事都用在了“诬陷”、“告密”上了。平生是干不了一项正经事情的；另一种人真心忠于皇帝，却得不到皇帝的信任。偶尔有一两个敢于大声疾呼的，也决没有好下场，常常是未等开口就被众多的第一种人扼杀了。他们之中的佼佼者，读孔孟之道的书当了真，想干一点正经的事情，往往碰得头破血流，然而，尽管如此，还能够为天子的江山作一些修修补补，延缓崩溃的事情。发展的趋势却是：第一种人越来越多；第二种人越来越少，最后就到了“有君无臣”的地步。

众叛亲离，孤家寡人，正是“特务政治”的必然结果。三

祸不单行，1642年崇祯皇帝唯一得心应手的屠刀易手，洪承畴投降了皇太极，让一场隆重的“举国皆祭”化成了“举国讨伐”。洪承畴的所有业绩统统一风吹。“常胜将军”也变成了“常败将军”。然而，这种中国式的逻辑却改变不了一种可怕的事实，就是他曾经战败过的敌手，不仅乘机崛起，而且加倍地幸灾乐祸。

曾经只率数十骑兵逃出洪承畴重围的李自成，很快收容了各地被打散的部下，重新点燃了漫天大火。

这年大年初一，他攻破了襄阳，宣布自己是新顺王。

李自成早已被称为“闯王”了。但那是民间的称谓，毫无政权的色彩。自从荥阳大会之后，李自成就确定了“称王”的目标，决心建立一个政权与明朝皇帝分庭抗礼。这个“王”可不同于那个“王”，非同小可。

“要不要称王？”在农民起义军的上层曾经发生过巨大的争论，反对的几乎只有一人，就是李信（李岩）。

夜色已经很深了，李岩仍然毫无睡意，凝望着寒空里的上弦月，默默地叹了一口气。

突然，他觉得背后有一双手，手里拿着什么东西，拥了上来，是一件披风，接着是非常温柔的声音；“天冷了。”他紧了紧披风，感到十分温暖。双手紧紧地握住了爱妻的纤手，注视着那双美丽的大眼，只说了一句：“没有退路了呀！”

只此一句，就足以把红娘子的热泪打得满面滂沱了。夫妻之间有时候更多的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她怎么能不了解丈夫的心境呢？丈夫出身于河南的名门望族，只是为了伸张正义，搭救她这个即将落入福王魔爪的绳妓，才得罪了权力盖天的皇叔，不得不弃家造反的。他确实是已经自断退路，因为在一个“讲究门第”的社会里，他背叛的是他原来所属的整个一个阶级，这是“大逆不道”！不比小偷小摸，或者抢了他侄子的江山。他自己明白，也下定决心，既然走上了造反之路，就只能硬着头皮走到底。真的是“开弓没有回头箭”，他是一个心眼儿为闯王卖命。

他提出了很多很好的建议，李自成采纳了不少，队伍很快改变了“流寇”状态，战斗力大大增强；他编辑了童谣：“盼闯王，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在民间广泛传唱，令李自成在民众中有了广泛的拥戴。简言之，成气候了。

然而，他的处境十分困难。

他和李自成的“蜜月”很快就过完了，李自成的态度很快就从“礼贤下士”，“事事请教”变成了“不即不离”。并非是他已江郎才尽，再也说不出什么新鲜的建议了，不！恰恰相反，随着他到来的日子渐多，了解的事情越多，他的意见也就越多，然而他就很不受欢迎了。一些人是明明深知道他的意见“句句是真理”，说的切中要害，但是，“话得看是谁说的”。是一个新来乍到的“名门秀才”说的，就得另说另道了。他们见闯王对这个李岩言听计从，心里醋海腾波。最重要的有两个人，一个是牛金星，他跟李岩在知识分子这一点上是“同类项”，但却决不会相互包容。关起门来扪心自问，他会承认李岩的才能确实超过了自己，但是一开门，他就要与李岩比资历；“我是某某年追随闯王的，那年河南正闹大饥荒，李岩只怕还在吃大馒头吧。”另一个是宋献策，他对牛金星的心事洞若观火：“他早已想当开国宰相了。自以为无人能与他竞争，现在对手来了，他还不是岌岌不可名状？”但是他也嫉妒李岩；“我还自称是最懂‘图谶之学’呢！为什么那童谣不是我编出来的呢？”他感到自己很丢面子不说，只怕在闯王心目中，这“第一军师”的地位也受到了威胁。

另一些人以刘宗敏为代表，本来就对李岩看不顺眼：“老子造反是叫你们这帮人逼的！当年你们哪个瞧得起我们这些泥腿子？如今看着我们就要成事了，你跑到我们这儿来，不就是想还要保住原来的荣华富贵吗？闯王容易上这种人的当，什么造反人越多越好，老子造反，有你一个不多，缺你一个不少。你老老实实听话尚可，怎么能不识抬举，多嘴多舌？老子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可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

“老子打下来的天下，凭什么让你来指手画脚？你来说三道四，就是别有用心。就是想来夺权。老子打下来的天下，让你们来坐江山，休想！”

他曾与闯王发生过一场争论：

闯王；“李岩也是造反的。”

刘宗敏；“他也造反？”

闯王；“是啊！朝政腐败，奸臣当道，特务横行，好人受气——”

刘宗敏；“停！这些嘴皮子上的话，你留着吧！你怎么不问问我，我等为什么造反？”

闯王；“你为什么造反？”

刘宗敏；“我活不下去了！造不造反都是死路一条。他为什么？不造反，不是同样可以搂着那个漂亮娘们吗？”

他艳羡红娘子，可惜让李岩这个财主羔子捷足先登了。真他妈不公平，造反前，只能看着美女眼馋；造反了，还得看着美女眼馋，他咽了一口唾沫，得意地瞅着李自成。

李自成无法回答这个棘手的问题。

李岩充分体谅李自成，知道闯王跟他一样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只要闯王继续尊重他，愿意听取他的意见，他就竭诚相报。殊不知闯王也在起变化。红娘子以女人的细腻察觉到这一点，提醒自己的丈夫。李岩长叹一口粗气；“我还不知道吗？就要打下天下了，谁也无力回天！”

是的，夺取天下的道路是漫长的。在初期，像一棵小苗，要生存，要发展，阳光需要，水分也需要，哪怕是浑浊不堪的水，都会虚怀若谷地兼容并蓄；然而即将胜利了，目标已经近在咫尺，事业已经马上登峰造极，他就用不着再倾听不同意见了。这个时候，谁再多嘴多舌，说轻了，可以完全不予理睬，说重了，他那因为胜利已经高度膨胀的自尊心，就会颤抖，大耍“阳谋”。李岩深知“伴君如伴虎”的道理，伴一个出身寒微的“准天子”更是头上悬着屠刀，随时随地都可能斧钺加身。但是，他已经没有退路了，他痴心不改，一如既往，还是“谏言铮铮”。他对爱妻红娘子说：“我既然已经从贼了，就只能身不由己，古人云：与人谋事当竭尽全力，贼对我好，我不遗余力；贼对我不好，我也要肝脑涂地。万劫不复了！”他嘴上这样说，但心里明白，闯王对他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变化。在最初的日子里，闯王是顶着巨大的压力，在很有分寸地重用他。闯王身边的将领都是出身赤贫的流民，有那么一两个识字的，也都十分寒微，牛金星是落第秀才，宋献策是江湖术士。但是追随闯王的历史都很长，为闯王的事业都立下了汗马功劳。闯王得到了他，尽管在私下里可以说“如鱼得水”，“好比刘玄德得到了诸葛亮。”但是在公开场合，他要“避嫌”，避免属下“腹诽”：“闯王喜富厌贫”、“得了个识文断字的，就把草莽兄弟都扔了。”

以李岩的睿目，当然不会看不到，就是在那样的日子里，闯王虽然对他言听计从，但是并不真正信任他。他的部队当然也扩展得很快。但是仅限于他的河南老乡。这支部队当然也能打硬仗，但是，离开了河南，不会抢掠，给养就成了问题。相比之下，他的部队就未免“蔽衣寒食”了。

随着闯王的事业迅猛发展，他与闯王的关系急剧降温。在“称王”这个问题上，迅速激化了。李岩不识事物，居然敢力排众议，反对早“称王”。

他的理由是摆不出来的：军纪如此之差！还是一群流寇，如何进入城市？河南的士绅舆情汹汹，比之于张献忠，尽管令敌闻风丧胆，但却需维系民心。过早称王，弊多利少。

这样“自揭疮疤”的话，能说出口来吗？

他只能说历史，希望李自成能接受历史经验，作出正确的选择。

“历史是什么？”环绕着李自成的众多将领面面相觑，觉得非常新鲜。一齐把目光盯上了李岩。

李岩很作难，因为这决不是三言两语就能够说清楚的。他就未免有点迟疑。刘宗敏不耐烦了：“快说！甭绕来绕去，说那么多老百姓听不懂的话。一斧子一块，直截了当！”

李岩只好非常简单地说；“历史就是过去的事。”

不料引起了哄堂大笑。

“过去的事与咱们有什么关系？”刘宗敏亮着他铜钟般的嗓音说，“我等只要现在！现在我们都是将军了，还说过去？过去我们都是光着腚！老祖宗也好不到那里去。”

是的，任何一个新生政权都有着巧取豪夺的过程，他们回首，不管怎么吹嘘“光辉灿烂”，但内心却十分恐惧。所以，他们只能让国史馆去修前朝的历史；他们更畏惧当代人写“野史”，以免引起后患。所以，任何一个统治者，说穿了都是不要历史的，他们只要“历史著作”。历史著作在本质上是“帝王的旗袍”，剪裁可体，既可以掩饰帝王那千疮百孔丑陋不堪的躯体；又可以涂脂抹粉，回环曲折突出婀娜多姿的曲线。“经、史、子、集”，史排在经典之后，不是没有道理的。所以，从本质意义上说，所有用公款豢养的历史学者都是皇帝的奴才，是给皇帝做旗袍的。不想做这份奴才，就只能去写野史。上了档次的统治者，要精心打造可体的“旗袍”，不上档次的，就赤裸裸的不要“旗袍”了。他们根本就不需要“光宗耀祖”，干的就是“欺祖灭宗”的勾当。

李自成介于二者之间，所以制止了刘宗敏，让李岩把话说完。

“当年，明太祖朱元璋得天下就是接受了谋臣的建议，‘缓称王’的。”

这次是引起了李自成的哄堂大笑了；“原来是他呀！我反的就是他的子孙，夺的就是他的天下，怎么能学他？你也太迂腐了。”

李岩确实迂腐！意见可以千条万条，内容可以千变万化，但是涉及到权力，立即就成了废话。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你要延缓人家攫取最高权力的进程，岂不糊涂透顶？

崇祯十七年（公历1644年），是一个改朝换代的年份。这年冬天，中国的北方飘着漫天大雪，北京更是终日大雪迷漫，唯独在古城西安，却出现了连续的晴朗天气，似乎那明媚的春天提前来临了，骊山脚下，华清池畔，居然出现了游人的足迹。

这种地方已经荒凉得太久太久了。“战乱”对人们生活的改变，首先就是把“游览”改成了“逃难”。西安这座大城曾经麇集过很多的达官贵人，成为一座“避风港”，但是，委实十分短暂，闯王李自成的义军，尽管几次大起大落，但每次攻陷西安，都是易如反掌。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崇祯皇帝又听信了谗言；“贺人龙是李自成的同乡，李自成称他是‘贺疯子’，多么亲切！”。这还了得！自己身边唯一一个能够镇压流寇，堪称颇为悍勇的大将竟如此得到闯贼的钟爱，“密件”说的对呀，闯贼是一些农民，农民都是粗野的，他们都把骂人当成了一种亲切。于是就下了一道“密旨”，把贺人龙杀了。农民起义军的将领闻讯之后，酌酒相庆：“贺疯子死，取关中如拾芥矣！”果然，农民起义军的铁扫帚很快就把西安城打扫得干干净净，西安成了农民起义军的天下。这里已经会聚了大量的义军，新的部队还在不断地涌来。

这年的大年初一，李自成在这里宣布：建立大顺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