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菩提”一词为梵文Bodhi的音译，意思是觉悟、智慧。佛门中，菩提树是圣树，相传佛陀是在菩提树下遇仙成道的。世俗语汇里，菩提树是一棵觉悟的智慧之树。出版工作也是需要大觉大悟、大智大慧的。回望我的出版生涯，最初的觉悟之地就在学林出版社，所以，它不仅是我出版工作的出发地，也是我出版事业的“菩提树”。

学林出版社成立于1981年2月，在当时上海市出版局研究室的基础上组建，以出版学术理论著作为特色，属于综合性出版社。出版物布局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并在全国首家承办自费出版业务。成立之初，由出版局副局长刘培康同志兼任社长，编政由柳肇瑞、欧阳文彬两位同志主持。由于欧阳文彬同志不久就请了创作假，日常工作就由柳肇瑞同志具体负责。

1977年8月，我从沈阳军区第360团复员回到上海。由于我在部队担任过《前进报》、《沈阳日报》等报社的通讯员，并曾被评为优秀通讯员，所以徐汇区复员退伍转业军人安置办公室将我分配到上海市出版局工作，先是在组织处任干事，一年后经我反复要求，组织上同意我到出版局资料室担任资料管理员，同时编辑一份内刊《编辑参考》。机关资料室在常人眼里只是一个小角落，资料员当然仅是一个小角色。但是出版局资料室却是我的大学。在部队服役期间我的学习先是广泛涉猎文史哲经领域，后来主要转到政治经济学上，曾在报刊上发表过一些文章。出版局资料室藏有“文革”前所属出版社出版的所有样书，我十分得意于这片小天地，在这里精读了《资本论》等经典著作，通读了“文革”前出版的各类经济学专著及“文革”前、“文革”中专供高级干部阅读参考的灰皮书、白皮书系列（以西方前沿的经济学、国际政治、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为主），浏览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大部分理论读物。随着阅读的厚实、丰富，我对中国经济的思考与写作也随之活跃，恰逢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很多，也很迫切，我的一些理论思考很得报刊的青睐。

1980年我曾在上海的《社会科学》杂志上发表了长篇论文“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内部存在商品生产”，接着又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把计划建立在市场的基础上”一文，之后时有文章见诸报刊。时任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巢峰同志读到这些文字后把我借到该社参加编辑《简明社会科学词典》和《简明西方经济学词典》，还约我为他主持编写的《通俗政治经济学》一书撰写有关消费的部分。总之，在转身做图书编辑之前，我的阅读生活、写作生活都积累了一定的“底气”，很渴望延伸到编辑工作中去弄大潮。恰逢其时，学林出版社成立，我作为第一批编辑人员加盟，负责经济学读物。30年后，回首自己编辑生涯的起步，依然十分欣慰，我是将桅杆、风帆都准备停当之后才“出海”远航的。我常常对青年编辑们说，编辑最重要的是他的学术积累，以及由这份积累所生发出来的学术眼光和思想境界。好书是如何产生的？王一方同志在担任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时对此有一段阐述，我很赞同。他说：“好书是一个爱读书的人（编辑）与另一个爱读书的人（作者）共同寻找、商讨话题，谋篇布局而成，是一个会写文章的人（作者）与另一个会写文章的人（编辑）共同切磋文字，怀着‘语不惊人誓不休’的追求反复打磨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