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说来，初创的新社缺乏积累，主要还不是在经济与经营上，而是在作者的人脉资源（背后是作者的信任度与出版社的美誉度）上，新社要克服后发劣势，短期内追赶甚至超越大社老社(常常聚集着一批大师与专家)，就要寻找新的竞争战略，出奇兵（差异性）则是关键。刚当编辑时，与许多新编辑热衷于向名家大师组稿一样，我也尝试过向大牌经济学家组稿。由于对经济学有系统的阅读，很熟悉这个学科的资源地图，全国哪所大学及研究院所，在哪个分支学科具有优势，有哪几位领军人物，我心中都有一本细账。我曾先后给吴敬琏、张卓元、赵人伟等诸多著名经济学家发过约稿信函，但均石沉大海；我曾多次登门组稿也几乎是全无效果。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对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陈观烈教授的拜访。陈观烈教授是国内顶尖的货币银行学专家，他在复旦大学开的货币银行学一课很受学生的欢迎，我知道后便约他的学生陪我去其府上组稿，想出版他的货币银行学讲义。当我谈完组稿的想法后，陈教授很坦然地告诉我，他已经被京沪两地的大出版社“包围”了，稿约都排到了数年之后，作为一个学者他十分爱惜自己的羽毛，不到深思熟虑未敢轻易立论著述，言外之意，我还听出了即便他有了自己满意的作品也不会轻率地“许配”给新成立的出版社。这番话虽然逆耳，却道出了许多大学者心中真实的出版思维。毫无疑问，老一辈的名人是各家出版社“争夺”的对象，不过，因为自然规律的作用，他们的新作总是有限的。如果眼睛只盯住他们，出版社的路将越走越窄。所以，从一开始，我就把注意力放在努力开掘新人新作上。我暗自揣摩，要将眼光更多地瞄准甚至锁定经济学界的新生代，倾心于那些未来10年、20年后的学术大师。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执拗，也是特定时期的特定学术发育机制要求我这样做的。

20世纪80年代初，是一个特殊的学术开放与繁荣的年代，中国经济学，乃至整个中国学术的“代际更替”恰好与“理论大转轨”时期重叠，而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又呼唤着经济学理论的创新。这给新生代经济学家的崛起提供了比常规时期更大的平台与空间，更宽阔、快速的上升通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一夜之间需要数以千计的新锐经济学家，时代呼唤着青年学人迅速成长，快速递进，出版人在其中应发挥重要的作用。把握了这一新时期学术成长的规律也就坚定了组稿的方向。于是，我经常梭行在各所大学的校园里，手拿自己悉心整理的中国经济学前沿选题清单，与这些青年学人讨论、争论，不久，就碰撞出一串串鲜活的思想火花和新的著译书单来。

学林出版社成立后进了一些有出版理想和志向的青年编辑，如曹维劲、陈达凯等，他们后来都担任了出版社的重要领导职务。对青年学人的培养和发掘是我们这些青年编辑当时议论的主要话题。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在社领导柳肇瑞等的支持下，1985年我们几个青年编辑策划了“青年学者丛书”，这是全国第一套面向青年学人的丛书，我负责其中的经济学选题。“青年学者丛书”开宗明义地指出：“80年代中期，我国学术理论界有一股颇为引人瞩目的‘前喻’文化潮流。一批青年学者奋然崛起，以犀利的锐气，独到的见识和严谨的学风，向我们展现了不少令人振奋的新的研究成果。”“面对学术理论界新人辈出的形势，出版工作者有责任把他们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推向社会。这对于我国学术的繁荣和新人的成长都是十分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