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唱歌，我觉得体现出来的那种情感和味道是第一位的，那些具体的细枝末节，什么走不走音啊——当然你别走得太远了——都是第二位的。到今天我听罗大佑的歌，还是要听他自己唱的，除了一些个别的女声歌，像《海上花》这种的，他给电影写的歌，我觉得还能听女声，其他的还是要听罗大佑自己唱的。

我大学一年级时参加学校的会演，得了第一名，奖品是一本雪莱的诗集；今年我去参加清华的歌手大奖赛，奖品是一部手机，有人赞助的手机。我当时还想，这个变迁是巨大的，那个时候也没有赞助商什么的，就是奖一本雪莱的诗集，当然就觉得特别幸福。当时我唱的就是罗大佑发表较早的一首歌，叫《闪亮的日子》，今天听起来还是依然觉得很美好，“你我为了理想，历尽了艰苦，我们曾经哭泣，也曾共同欢笑，但愿你还记得，永远记着我们曾经拥有闪亮的日子”。今天来听他的歌，觉得充满了非凡的意义。

我是后来不管怎么认识他，也从来不敢在他面前聊音乐，包括崔健，我也从来不敢跟老崔聊音乐，因为他跟崔健是我少年时最大的偶像。有一天我最幸福，就是我们大家都喝多了，然后在一个酒吧里，罗大佑冲到台上去，唱起了歌，然后我和张亚东两个人到台上去给他伴奏，亚东弹键盘，我弹吉他，我们都会弹罗大佑所有的歌，然后他就在那儿唱，我在旁边弹琴，心里充满了美好。有一天，你抱着一把琴，坐在你少年时偶像的身边，为那些曾经深度地影响了你成长的那些歌曲伴奏，那种美好是无与伦比的。

讲到罗大佑，同时就必须讲到老崔——崔健。老崔是我们大陆流行音乐无人超越的一面大旗，到今天为止，我也是这么认为。他和罗大佑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他们两个不但是文化意义上、政治意义上的那种旗帜，还在技术上做了很多创新并立下了规矩和标杆，这才能叫大师。唱带有政治意义歌曲的歌手其实有很多，台湾现在也有很多，大陆现在也很多，就是讽刺社会呀，呐喊一下，但是他们在流行音乐技术上没有那种突破性的贡献。我猜老崔的政治和文化意义我都不用讲，大家都知道，老崔在流行音乐技术上的贡献是完全可以载入史册的。老崔创造了另一套范式，首先他创造了一种唱法，这种唱法，在老崔之前，在台湾，在大陆，在华语的流行音乐史上都没有，他这种唱法，叫作模糊了押韵的意义。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他用一种独特的、有风格的唱法，使他想怎么发这个音就怎么发这个音，所以他写的歌词，经常会不押韵，“那天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你问我看到了什么，我说我看到了幸福”。他唱出来的时候，更有意思，因为他的唱法很独特。他把很多的音按照他自己的风格去发，尤其在重音方面，导致听起来特别顺畅。然后他的音乐也非常有特点，他第一次大规模引进了Ragge（雷鬼）这种流行音乐方式，在他之前的摇滚，不能叫摇滚了，只能叫有电吉他，他来了以后，用一种呐喊的方式，真的是摇滚起来了，包括写的歌词的文学水准，都非常高。我最爱的几个，比如《花房姑娘》，“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然后“你说我世上最坚强，我说你世上最善良”。他的音乐最根本性的地方，是写到了人的内心最深处，而不是简单的爱情。老崔的歌里有爱情，老崔歌里的爱情是双关的，你可以把它听成爱情歌曲，也可以听成他对一个时代的情感，或者对国家的情感，或者对人民的情感，比如《花房姑娘》，或者《一块红布》这样的歌，你说他写的是什么？你可以说是爱情，也可以说完全不是爱情。我觉得写作到了很高端的时候才能做到，就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怎么理解都觉得很贴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