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贝尼尼本人，一份罗马新闻小报告诉我们，在1637年狂欢节期间，这位艺术家打算将圆屋顶事件变成在贝尼尼家宅舞台上上演的他本人的年度讽刺喜剧的主题。当然，他的目标是表现他跟这些针对他的指责没有什么紧要的关联。然而这种公开的冷漠是伪装的，因为在同一份新闻小报上还报道贝尼尼在这个时候已经制订了逃亡那不勒斯的紧急计划，应该是灾难的打击所致。此外，贝尼尼还利用了接近有权势的教皇侄子红衣主教弗朗西斯科·巴贝利尼的便利压下了一个计划中1638年的讽刺作品，这是由卡普拉尼卡神学院（the Collegio Capranica）的学生要针对这场圆屋顶争论以及艺术家本人的人品缺欠而作的（贝尼尼能够施予，但他明显不能接受）。尽管贝尼尼相当优雅地经受住了1630年代末期的这些攻击，但根据托德·马尔德（Tod Marder）所说，“其在建筑方面的能力问题……一直尾随他终身。”

由对贝尼尼不称职的断言所引起的对于圆屋顶坍塌的深深恐惧，继续在最初的1636年的警告和1680年的再次警告之间的几十年中流传着，传言如此引人注意，以至于促使教皇进行了一次正式的调查。多美尼科和巴尔迪努奇都在传记中讨论并坚决地反驳了对圆屋顶的指控，都谈得坦率而详细。巴尔迪努奇甚至在其叙述的结尾还附录上了很长的一段1680年11月召开的教皇委派会议上的技术报告，其决定性地免除了贝尼尼的罪过。但是，两个传记作者中没有一个承认指控已经存在了多久，只把它简单地说成是在艺术家人生最后一个月发生的，而没有提到全部数十年中纠缠不去的含沙射影和争论，这些都发生在这个事件在1680年达到高潮之前。

对长期以来自然存在的关于圣彼得大教堂圆屋顶稳固性的谣言和担忧，我们可以从插入到单纯靠理性力量而转变来的无神论者（L’ateista convinto dalle sole ragioni）当中的一段冗长而充满激情的题外话来了解，本书由安东尼奥·巴贝利尼红衣主教（Cardinal Antonio Barberini）圈子中一个杰出的成员出版于1665年，他是安东尼奥在当时的副主教菲利波·马里亚·博尼尼（Filippo Maria Bonini）。这部神学对话的人物之一，似乎为一个消息灵通的罗马公民描绘了一副据说是威胁到圣彼得大教堂实体条件的恐怖图画，其中包括由屋顶雨水所累积的危险。他的描述在当时无异于针对贝尼尼的抨击（但是，他是无名的）并以达到顶点的控诉而告终“瞧啊，那些傲慢自大、厚颜无耻的人不计后果所引起的罪恶，他们希望把自己的手插进光荣者们的工作”！任凭这种歇斯底里的声音盈耳，我们将在此离开这个故事，在后面的章节里再将其重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