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尼采的偏激一样，法国诗人波德莱尔（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的代表作《恶之花》横空出世，震荡了当时整个欧洲世界，法国大作家雨果称这本著作是一颗光彩夺目的星星，为法国文坛带来了新的战栗。波德莱尔将摄影看作是现代社会畸形发展进程中一种必不可少的连锁效应：

对摄影错误的应用发展，和其他进程的纯物质发展一样，促使已经十分贫乏的法国天才趋于枯竭的状态…… 如果容许摄影在某些功能上补充艺术，在作为它自然盟友的大众的愚蠢帮助下，摄影很快会取代艺术，或者索性毁掉艺术。所以，现在是让摄影回去履行自己义务的时候了，即作为科学和艺术的仆人。但是，它是地位十分低下的仆人，就像印刷和速记，它们既没有创造也没有取代文学……

这段话用狠毒的偏见定性了摄影，同样也侮辱了大众群体的价值。在波德莱尔看来，摄影是工业社会的产物，它不光威胁着艺术家的想象力，也同样威胁着美学的发展。摄影的记录性只能是机械而无人性的，在这一载体下想创造出伟大的艺术无疑是自寻死路。这种观点绝非是一家之言，爱尔兰诗人叶芝也曾抱怨：“到处都是卑微的民众和他们照相的目光。只有很少数人渴望艺术，大众普遍渴望廉价、及时且正确的实情”。照相机最早只被看作是职员、市郊居民和一些无修养者们探秘艺术的替代品。

精英分子们认为他们天然有义务维护传统艺术为少数人服务的尊严和底线。于是，他们站在了抵制摄影术的行列里，这种对摄影抵制的言论实则反映了他们对自我社会地位备受威胁现状的天然警惕：贵族阶层瓦解、都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工业发展代替了传统的手工劳作、新的生活方式让艺术家困顿不已，更威胁着人们的传统道德和精神信仰……不管当时的知识分子如何感到威胁，摄影都义无反顾地顺应新时代的特性，这一前进的驱动力是在大众群体的崛起、少数人的利益遭到牺牲的基础上才得以产生的。大众文化（Massenkultur）指代在商品社会中存在的被大部分人接受和创造出的文化，它表达了民众与少数精英之间的对立关系，这种对立表现为：文化上的对立、政治身份的对立、审美趣味的对立以及占有消费品权利的对立。曾几何时，只有所谓的高雅文化才有资格被称为“文化”，艺术同样被归为高雅文化领域中少数人的专利，那些长期被艺术排斥在外的大众几乎没有生产和消费艺术的可能性，而摄影术的诞生，彻底终结了这种旧派的模式，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格局。大众不再成为美学的接受者和临摹者，相反，他们变成了美学的创造者。摄影术的出现绝非是奥尔特加笔下的什么反叛，而是一场人类文明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