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 年，人类迎来了新的纪元——20 世纪，距离摄影术的发明虽已经过去了漫长的61 年，但整个社会环境对于摄影的歧视依然普遍存在（到今天的数字影像时代，这种偏见也没有完全消失），这种歧视在当时是一股巨大的潮流，要分析当时的知识分子们为何要纷纷举起抵制摄影的大旗，那么怎么也绕不开尼采和他的思想。在他的代表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和《权利的意志》里都充满着大量抵制大众群体和世俗文化的言论：“现在，需要高级人士对大众宣战。”显然，尼采口中的“高级人士”是指代如他自己这样站在大众对立面的非大众人士——精英们——他们是天生的贵族，是永恒价值观的传播者和守护者。在西班牙学者奥尔特加·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所撰写的社会学著作《大众的反叛》一书中也能清楚看到精英群体对大众群体怀有的天然警惕，这部出版于1929 年的著作，将大众描写为一群根本没有自我意志的低能儿，不光在能力上是残缺的，在道德上也是败坏的：

不管是好是坏，当代欧洲的公共生活凸显这样一个极端重要的事实，那就是大众开始占据最高的社会权利。就“大众”一词的含义而言，大众既不应该亦无能力把握他们自己的个人生活，更不用说统治整个社会了。因此，这一崭新的现象实际上就意味着欧洲正面临着巨大的危机，这一危机将导致生灵涂炭，国运衰微，乃至文明衰落…… 我们可以把这一现象称之为“大众的反叛”

可以说，“反叛”本身就是一个贬义词，它立意一种不道德的挑衅和不名正言顺的篡夺。

同当时备受争议的“报纸”、“公立学校”、“印刷术”、“罐头食品”一样，“摄影术”作为新生事物备受大众推崇，也因此被认为是传统修养和高尚艺术的敌人。19 世纪中后期，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公立学校的教育开始看书识字，教育让本来蒙昧的普通民众有了思考的能力，打破了受教育这一本来只是少数人享有的特权。而报纸的出现，让文化的传播方式开始转移到以发行量为准的商业模式上来，这意味着大众获得了掌握信息和发表言论的权利与自由。知识分子们鄙视报纸这种新媒体的出现，更加抵制报纸中的商业广告，认为这些新兴传播方式是一种满足野蛮人低级层次生存需要的策略，而工业化的生活方式不光改变了人们的阅读习惯，更深入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还有，类似罐头这种工业流水线下制造出的快餐食品，也被保守的贵族和精英分子们所鄙夷，在他们看来，罐头是低等人才会享用的粗野快餐。与这些新兴事物一样，摄影术在诞生不久就承担起了教育民主化的使命，摄影术与印刷术的普及相结合，担负着扫盲的历史重任。而纵观19 世纪末期的社会形态则会发现，扫盲运动则加快了都市化的进程以及农村的败落，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后起的乡镇居民涌入城市，开始分夺城市民众的专享权利，模仿他们的消费方式，这显然不是精英贵族阶层所希望看到的。还有一点对摄影的偏见则来自于与绘画的对比，摄影更加写实，精英分子们认为没有艺术修养的大众之所以推崇摄影，是因为他们看不懂高雅艺术中的抽象精神，于是只能求其次地满足于具体的象，而这恰恰被认为是一种艺术辨识力低下、缺乏想象力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