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东方的承诺》打破了这样一个幻想，至少打破了对组成当代地缘政治的影片《暴力史》中对后 9·11时代的无暴力美式家庭的幻想：苏联解体意味着“自由”和“民主”对极权与压迫的胜利，在消除了全球资本主义的主要障碍之后，“地球村”文明新时代变得更加完美。我特意选用了“地球村”这个词汇，因为它的首创者，媒体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与柯南伯格之间有一些极其重要的相似之处：他们二人都是加拿大的思想家，同样临近美国并与其保有一定距离，他们能够在穿越国界的人体与科技等转变方面提供有价值的批判性观点。麦克卢汉对柯南伯格的影响可以在影片《录像带谋杀案》（ Videodrome，1983）中更加清晰地被观察到。在这部电影当中，一个名为“欧布莱恩”的麦克卢汉式的媒体先知（他可能借鉴了法国批判理论家布迪厄的理论）在电视上出现并发表了如下这样的观点：“电视屏幕是理智之眼的视网膜，因此，电视屏幕是大脑机理结构的一部分，从而使得显示在电视屏幕上的任何画面都会成为观看者未经处理的体验。因此，电视就是现实，而现实反而不如电视。”当然，在 9·11之后再听到欧布莱恩的这些理论仿佛就像听到了即使是与现实的愿望背道而驰，虚伪的布什政府也仍然宣传它对于塑造现实能力的自信一样令人作呕。接下来，柯南伯格将努力剖析“地球村”概念下的安慰性隐秘内涵：科学技术将有助于产生平等与和谐的多元文化主义（以电子方式增强，并在全球范围内，在美国“大熔炉”和加拿大“马赛克”下呈现出加倍放大的版本 ）。电影《东方的承诺》展示给我们的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地球村”，在这里，暴力的过去限定了在全球化地缘政治下我们是谁或者我们希望是谁的关系脉络。

在《东方的承诺》中的伦敦，这个城市拥有着来自全球各地移民的存在，这可能确实促进了商业贸易，但在多数情况下这样做所付出的代价就是，与生俱来的不同文化间的猜疑和憎恨很难被消除。影片《东方的承诺》的编剧史蒂夫·奈特在他先前的电影剧本《肮脏甜蜜的事》（Dirty Pretty Things，2002）之中就探讨过了这个话题。相比于大部分主流电影，那部电影在把更动态、复杂、文化混杂呈现的伦敦搬上电影银幕方面勇敢地迈出了一大步。奈特的感性看起来比柯南伯格的更加直截了当、更加人性化。在突出深嵌在“地球村”幻想中的野蛮暴力的方式上，影片《东方的承诺》有时给人的感觉就像是奈特对角色的影响和柯南伯格对影片的要求，这两者之间并未被解决的斗争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