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一种人文素养的基本观念随之受到置疑。这种登峰造极的政治暴行从欧洲的内核中生长出来。两百年前，伏尔泰宣布过政治暴行已经终结；两百年后，蹂躏再次变成政治行为中的准则。文学与文化价值的流布不仅证明难以钳制极权主义；相反，有许多著名例子表明，人文学问和艺术的重镇实际上欢迎并助长了这种新的恐惧。在基督教人文主义、文艺复兴文化和古典理性主义的地盘上，暴行肆虐。我们知道，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设计者和管理者，有些受过教育，阅读过并将继续阅读莎士比亚或歌德。

这与文学研究和教学显然有令人吃惊的关联。我们不得不追问，人们想到和谈起的最优秀知识，是否真如阿诺德断言，丰富提升了人类的精神资源。我们不得不思考，利维斯博士所称为的“人文主义核心”是否教育了人类行为，或者，在文学研究中培养出的道德智慧思路和在社会政治选择中所要求的思路之间，是否有巨大的鸿沟和对立。后一种可能性尤其令人不安。有证据表明，受过训练、坚持献身于文字生活的忠诚，能够深切批判地认同于虚构人物或情感的能力，削减了对实际环境的直观性，钝化了实际环境的坚利锋芒。相比于邻人的苦难，我们对文学中的悲伤更为敏感。在此，近代再次提供了残酷的证据。那些为《少年维特之烦恼》（Werther）或肖邦而掉泪的人，他们没有认识到，自己正行走在真正意义上的地狱。

这意味着，无论是谁在教文学或阐释文学（两种活动对于作者来说都是要建立一个鲜活可辨的回应体），必须问自己要做什么（用《李尔王》或《奥瑞斯提亚》来教导或引导一个人，就是将他存在的源泉放进他的手中）。文学和文化对于个体和社会的道德认知具有价值，这对于约翰逊、柯勒律治、阿诺德来说都是不言自明的假定。现在，这假定却遭到置疑。我们必须赞成这种可能性：研究文学和传播文学或许只是微不足道的事情，像保存古玩一样属于奢侈的激情。或者，从最坏上说，只是转移了我们的注意力，没有把时间和心思用于更迫切负责的地方。我认为这两种说法都不对。但我们必须毫不掩饰地追问这个问题。大学里的英语研究现状最忧心的莫过于，大家都认为这样的追问有些古怪或具有颠覆性。这才是关键。

这里也是自然科学观点的力量源泉。强调经验验证的标准，强调集体成就的传统（与之相反的是，文学观点有明显个人癖好和自我中心主义色彩），科学家往往认为，他们自己的方式和视野现在处于文明的中心，自古以来诗学观点和哲学意象占据的优先地位已经结束。尽管证据还不确定，但的确看起来有可能，在现有的才人中，许多最优秀的人才已经投身于科学。在十五世纪，他们自然是希望成为画家；而在今日，激发快乐感觉，拥有精神自由、灵魂澄澈的感觉，属于物理学家、生化学家和数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