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们不应该受到蒙蔽。诚然，科学将丰富语言和感觉资源（正如托马斯?曼在《菲利克斯?克鲁尔》中表明，我们正是从天体物理学和微生物学中或许收获我们未来的神话，我们比喻的术语）；科学将重铸我们的环境，改变我们的休闲或生存的语境，在其中，文化能独立生存。然而，尽管有无穷的魅力和持久的美感，自然科学和数学科学很少给人以终极兴趣。我的意思是，它们几乎不能增加我们对人之可能性的知识与支配；相反，可以证明的是，荷马、莎士比亚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对于人类的洞见，超过了全部的神经学或统计学。遗传学中的发现，无法危及或超越普鲁斯特对家族的魔咒或负担的洞察；当奥赛罗（Othello）提醒我们想起明亮刀锋上的水锈，我们对人生必然经历的感官短暂现实之体验，胜过了物理学梦想传达给我们的感觉。在理解政治动机或策略方面，任何社会计量学都难以媲美司汤达。

科学尽情欢庆、成就了科学出色共同体的是“客观性”或道德中立；但正是“客观性”和道德中立，阻碍了科学与人的终极关联。科学也许为那些大屠杀的设计者提供了工具和危险的理性借口。科学不能告诉我们这些人的动机；而这恰是埃斯库罗斯或但丁会认真探索的话题。凭借今日炼金术士的幼稚政治观点，要想我们的未来不受制于非人道，也是缘木求鱼。我们对人的本性和内心的知识，大多还是来自于诗人之镜。

但是，不可否认，这面镜子的许多部分今日已经破裂、模糊。文学现状的主要特征是“非小说”（报告文学、历史小说、哲理散文、传记、评论）压倒传统的虚构形式。过去二十年的小说、诗歌和戏剧，大多写得不好，感情苍白，难以与事实冲动压倒虚构的写作形式比肩。波伏娃（Madame de Beauvoir）的回忆录是她的小说应该写的内容，具有身心在体性的奇迹；威尔逊写出了美国最好的散文；数不清的小说诗歌处理过集中营这个可怕主题，但没有一部作品能够比得上贝特尔海姆（Bruno Bettelheim）在《告密的心》（The Informed Heart）中实事求是的分析所揭示的真实和有节制的诗意恩惠。似乎我们时代的混乱步调和政治暴行，已经迷乱或赶跑了古典文学和十九世纪小说中那种大师建构的自信想像。布托尔（Butor）的一本小说和《裸体午餐》（Naked Lunch）的主题都是逃避。逃避人性的主调，或者通过色情和虐待的幻想嘲笑人性的调式，同样指向了创造的失败。贝克特（Beckett）带着爱尔兰人无所畏惧的逻辑，走向了一种戏剧形式，其中人物的步伐泥足于混凝土，嘴巴被钳制住，眼睛死死地盯着观众，一言不发。恐惧与唐突的细节灌满了想像力，借此表达出现代的恐惧。诗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被沉默勾引。

正是在这匮乏和不确定性的语境中，批评有其谦卑但重要的位置。我认为，批评有三个功能。

首先，批评向我们表明什么需要重读，如何重读。文学浩如烟海，新的压力在不断出现。人们必须选择。在选择过程中，批评就有用武之地。这并不意味着，批评是生死判官，挑出几个作家或几部作品放进惟一尊贵的传统，而把其他都排除在外（优秀批评的标志是，它敞开了更多的书，而不是封闭了更多的书）。这意味着，从过去大量纠结的遗产中，批评要发现并维系那些用特别直接或精确的话语与现实对话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