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恰是文学批评家与文学史家或语文学家之间的区别。对于后者，文本的价值是内在的；文本只具有语言或时间方面的兴趣，可以与更大的关联无涉。批评家不同，在对作品的首要意义和结构进行学术权威性的判断时，他必须选择。他偏爱那些与生者对话的作品。

每代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有永恒流传的诗歌，但很少有永恒流传的批评。丁尼生会有走运之日，多恩会有倒霉之时。或者，给个不太依靠潮流捉弄的例子：二战前，在我受教育的法国古典中学里，大家都认为维吉尔在大惊小怪却又懦弱地模仿荷马。任何孩子都会冷静自信地这样对你说。但是，经历了灾难、逃遁和流亡，这看法彻底改变。维吉尔现在似乎更加成熟、更加必要的见证人。韦尔（Simone Weil）对《伊利亚特》（Iliad）的反向解读，布罗赫的《维吉尔之死》，都是这种价值重估的组成部分。时间，无论是历史的时间还是个人生活的时间，改变了我们对某部作品或艺术品的看法。俗话说，少年诗歌，老年小说。因为文学大肆宣扬鼓吹的黄金未来，与我们的实际经验吊诡地形成对比，所以浪漫主义已经不再是中心。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早期的语言，尽管常常看起来遥远复杂，但似乎更接近我们今日的话语。批评能使那些需要的变化成果丰硕、有鉴别力。它能从过去召唤今日才智汲取的东西（时下法国最好的小说背后都有狄德罗的力量）。它能提醒我们，我们观点的变易，既不是自明的公理，也不是永远有效。伟大的批评家总会“感到走在前头”；他要俯身在地平线上，为未来的认知语境做准备。随时，他会听到遗忘之声的回音，或先于人前捕捉到新声。在一九二零年代，就有人感觉到，布莱克和克尔恺郭尔的时代近在咫尺，卡夫卡的个人梦魇在十年后会是公认的真理。这并不意味着选择赢家；它意味着知道，艺术作品的存在与时代有着复杂而暂定的关联。

批评的第二个功能是沟通。在技术交流迅速掩盖了顽固的意识形态和政治障碍的时代，批评家可以当中间人和监护人。他的部分工作就是监视一个政权是否抹杀或扭曲作家的作品，若遇到被烧毁的书，他要收集灰烬进行破译。

正如他设法建立过去和现在的对话，批评家也要设法敞开不同语言之间的交流。批评使得感受力的地图更加开阔和复杂。批评坚持认为，文学不是活在孤立中，而是活在许多语言和民族的碰撞交流之中。批评乐于见到相似或完全相反的例子。它知道一个主要天才或诗学形式的刺激是以复杂的散射方式四处扩散。它是以“哲罗姆的方式”扩张，知道语言之间没有精确对等，只有背叛，但是，如果一首诗歌要穷尽它全部的生命，翻译的努力便是恒常的需要。批评家和翻译家都致力于沟通自己的发现。

实际上，这意味着，教文学和阐释文学都应该以比较的方式。判断斯宾塞，如果没有体悟意大利史诗；评价蒲柏，如果没有理解布瓦洛；考察维多利亚时代小说和亨利?詹姆斯的作品成就，如果没有密切关注巴尔扎克、司汤达、福楼拜；要么是泛谈，要么是误读。正是学术界的封建思想，在英语研究和现代语言研究之间划下森严壁垒。难道英语不是现代语言，在其发展史上，随时受到来自欧洲各种世俗语言和欧洲传统修辞及文类的压力，显得那么脆弱，但却有适应能力？这个问题比学科之争更加深刻。宣称一个人只能熟知一门语言，宣称作为民族遗产的诗歌或作为民族传统的小说只能在本民族有效或至高无上，这样的批评家是关闭了原本可以开启的大门，是封闭了原本可以去感受同等伟大成就的精神。民族沙文主义在政治领域掀起了轩然大波；但在文学中没有位置。批评家（在此，他再次有别于作家）不是一个固守自家花园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