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铎王朝、伊丽莎白时代或雅各宾派时期，对英语的操纵有一种发明感、一种愉快的收获感；这种感觉还从来没有再次体验过。马洛（Marlow）、培根、莎士比亚利用语词如同是新的一样，似乎没有前人沾手遮蔽过它们的微光或暗哑了它们的回声。伊拉斯谟（Erasmus）提到有一次走在泥泞的小道上，突然看见地上的一页书，他狂喜地弯身拾起，因为那时候书籍印刷的奇迹还很新鲜。这是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人对语言本身的看法。语言巨大的财富就在他们面前，突然敞开；他们感觉资源无限，可以肆意劫掠。相反，我们手上的语言工具，由于长期使用，已经破败。为了迎合大众文化和大众传播的要求，今日的语言承担越来越俗气的任务。

除了一知半解、粗疏简化、琐屑不堪，事实上，还有什么能够交流给那些大众民主召唤进市场的半文盲大众？只有用越来越简陋破败的语言，大多数那样的交流才有效。我们不妨将潜藏于莎士比亚、公祷书、乡绅卡文迪什（Cavendish）风格中的语言活力拿来与我们现在的俗语比较一下。“动机研究者”（文学语言的掘墓人）告诉我们，完美的广告中使用的词汇不要超过两个音节，句子不要套从句。在美国，数百万册莎士比亚和圣经用连环画的形式出版，里面配上基础英语词汇的解说。毫无疑问，只受过半瓶醋教育的人掌握了经济和政治权力，结果是言词的财富和尊严锐减。

鉴于纳粹统治下的德语状况，我在其他地方也表明，当语言从道德生活和感情生活的根部斩断，当语言随着陈词滥调、未经省察的定义和过气语词而僵化，政治暴行与谎言将会怎样改变一门语言。今日，德语中已经发生的东西正在各地上演，只不过没有那么戏剧化。英美大众媒体和广告的语言，被认为达到了普通美国高中的文化水准，或者具有当前政治讨论的文风；这明显表明，语言的活力和精确已经减退。艾森豪威尔总统在新闻发布会上讲的英语，像新型洗涤剂推销员用的语言，目的既不是沟通他对国民生活的真知，也不是提升听者的心智。它是故意要躲避或掩饰意义的需要。当把对放射性辐射尘的研究取名为“阳光行动”之时，这个共同体的语言已经陷于危机。

是由于语言生命力的下降，才导致道德和政治价值的廉价崩溃，抑或是由于政治活力的下降，才削弱了语言，无论哪种情况，有一点很清晰：现代作家可资利用的语言工具受到了威胁，一方面是来自语言外部遭到抛弃的挤压，另一方面是来自语言内部的堕落。在布莱克默（R. P. Blackmur）所谓的“新文盲”世界之中，最具人文素养的作家，发现自己身处危境。

接下来我想考察的是，逃离语词对文学实践的影响，以及对随之而来的文化分野和文化减缩的影响。当然，我考察的对象不是全部的西方文学，也不是西方文学某个重要的分支；我只考察某些文学运动和个别作家，他们更能代表逃离言词。

我们现在知道，诗学危机开始于十九世纪晚期。它源于意识到在精神现实的新感觉和修辞诗学表现的旧模式之间出现鸿沟。为了表现向现代感受力敞开的意识财富，许多诗人力求摆脱传统句法和定义的束缚。兰波（Rimbaud）、洛特雷阿蒙（Lautréamont）、马拉美（Mallarmé）努力恢复语言的流质和暂定性；他们希望将魔力（编织前所未有之物的力量）还给语词；当语言仍然是魔术形式时，它有这样的魔力。他们意识到，传统的句法将我们的认知安排成线性和一元性模式。正如布莱克、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和弗洛伊德所示，这些模式扭曲了潜意识力量的作用，压制了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在他的散文诗中，兰波设法将语言从因果律的内在束缚中解放出来；在原因和事件展开之前，结果就以非次序的形式同时出现。这成了超现实主义的典型手段。马拉美的语言主要不是交流行为，而是进入私人神话的模仿行为。马拉美用古怪神秘的方式利用流行语词；我们认识这些语词，但它们却背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