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社会学的脚注，与文学转向音乐有关。在美国，在很大程度上的欧洲，新的文化素养蕴涵在音乐而非语词中。永久播放的唱片已经为休闲艺术带来革命。富裕社会中的新兴中产阶级书读的很少，但真心喜欢听音乐的很多。图书馆过去藏书的地方，现在骄傲地摆满了一排排唱片和高保真组件。比起可以永久播放的唱片，平装书是短命的东西，可以轻易抛弃。书籍的终点不再是真正图书馆的收藏室。音乐是今日通俗文化的主流。成人很少彼此大声阅读；更少有人愿意像十九世纪的先人那样，定时将业余时间花在公共图书馆或文艺俱乐部。现在，许多人聚集在高保真音响设备前，加入音乐表演。

这一切背后有复杂的社会原因和心理原因。都市生活和工业生活的节奏让人在夜幕降临时就筋疲力尽。当一个人闲下来，音乐，哪怕是有难度的音乐，也比严肃文学更容易进入其中，给人带来享受。它令人心潮起伏，又不用费大脑。它甚至允许那些几乎没有受过训练的人也能进入经典名曲。它不会像阅读一本书那样，将人们分隔为沉默的孤岛，相反，它把人们聚集在一起，聚集在我们社会努力创造的虚幻共同体。维多利亚时代的求爱者将诗歌当成花环送给心上人，现在的情人会选择一张唱片，明显意味着要用音乐来完成白日梦或勾引。当看见新出的唱片封面，人们立刻意识到，音乐已经取代了我们生活方式不再提供的烛光和黑天鹅绒。

总之，在有教养的社会中，音乐以及更为狭隘意义上的艺术及其复制品，正开始占据语词一度紧紧占据的位置。

或许，现代文学主流已经顺水推舟。海明威的风格，他无数模仿者的风格，是对语言可能性减少的聪明回应。高度人为制造出的简洁含蓄，这种风格将福楼拜 “每个字恰如其分”的理想退化到基础语言的水平。你可以崇拜，也可以鄙夷。但是，无可置疑，这种风格背后是最狭隘的文化资源观。而且，海明威等人的高明技巧往往模糊了一个关键的区别：正如在塔西佗、公祷书（Book of Common Prayer）、斯威夫特的《木桶的故事》（Tale of a Tub）等作品中，简单语词能够用来表达复杂思想和感情；简单语词也可能用来表达本身就很低级的意识状态。把语言紧缩到一种有力的抒情速写，海明威缩小了供以观察和书写的生活空间。经常有人指责他老是写猎手、渔夫、斗牛士和酗酒的士兵。这种写作对象的一致性，其实是他可利用的语言中介的必然结果。海明威的语言怎能传达更能言善道之人的丰富内心生活？想一下将《罪与罚》（Crime and Punishment）中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意识用《杀手》（“The Killers”）中的词汇来书写。这不是否认海明威的《杀手》完美简洁。但《罪与罚》包含了全部的生活，而这全部的生活是海明威单薄的语言媒介无法承受得起的。

语言的浅薄化已经使新近许多文学变得平庸。《推销员之死》（Death of a Saleman）为何没有达到米勒（Arthur Miller）才华可以预见的高度，原因有很多。但明显的一点是其语言的贫乏。人在死之前如麦克白（Macbeth）一样说话，比像诺曼（Willy Loman）那样说些陈词滥调更有悲剧感，这是明显的事实。米勒从易卜生（Ibsen）那里学了许多；但他没有听到易卜生现实主义传统手法背后不断跳动的诗歌节拍。

那些弄残语言的人，语言会报复他们。奥尼尔（O’Neill）就是典型例子。这个戏剧家用冷静甚至相当感人的笔调尽写一些烂作品。《长夜漫漫路迢迢》（A Long Day’s Journey into Night）像沼泽地一样湿漉漉，其间零星点缀着出自斯温伯恩的段落。这些台词花哨、浪漫、累赘。奥尼尔引用它们的目的是羞辱角色的年少轻狂。然而，事实上，在戏剧演出之后，效果截然相反。斯温伯恩的语言能量和光华在周围的语言织体上烧出一个洞。它们超越了琐屑行为，不但没有羞辱角色，反而羞辱了奥尼尔。现代作家在引用比他们优秀的作家之时很少不受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