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白地说，斯考比看起来像任何人的岁数；他比悲剧诞生得还早，比雅典之死还年轻。他是熊和鸵鸟在诺亚方舟中耦合之后孕育；足月之前，在阿勒山，龙骨发出的恶心呼噜声为他接生。斯考比从子宫出来的时候，坐着橡皮轮胎的轮椅，系着鹿网子和红色法兰绒绳带。卷尾脚上穿着是最柔软的弹性边靴子。手中拿本翻烂的家庭圣经，扉页上写着“斯考比，1970。献给我的父母”。他的财富还包括死月一样的眼睛，明显弯曲的海盗脊柱。他喜欢五帆船。斯考比静脉中流动的不是血，而是绿色的盐水，深海之物。他的步子缓慢，像圣徒没完没了走在加利利教堂。他说的是一种绿水方言，席卷五大洋——像闪烁着文雅寓言的古玩店，有六分仪、星盘、等压线……现在，潮水退去，把他留在迅速奔流的时间之流旁边的高处干地，成了约书亚，这个破产的气象员，这个岛客，这个隐士。

我知道许多人不喜欢达雷尔。他的风格反潮流。任何受过训练像海明威风格写作的人对他都会感到恶心、倒胃口。但也许是我们错了，长期吃稀粥的缘故。达雷尔崇拜的大师是伯顿、布朗、德?昆西、康拉德。他置身于丰满小说的古老传统中。他努力使语言再次匹配经验世界的多重真实。为了达到目的，他需要过分。达雷尔经常矫揉造作，他的视野比起他掌握的技术更加软弱和肤浅。但他努力做的东西才重要：绝非只是为文学而文学的努力。

但正如我们看到，文学代表的只是普世危机的小部分。作家是语词的卫士和塑造者，但他不能独力完成。今日，这点尤其不假。无论是在我们社会中，还是在语词生活中，诗人的地位都大大降低。大多数科学完全超出了他的理解力；他清晰创意的话语理想只能强加于小范围的人文领域。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必须把语词仍然主宰的历史学、伦理学和社会学等关键领域放弃给没有文化的行话或准科学？这是否意味着我们没有理由申诉反对各门艺术令人不快的沉默？

有那么一些人坚持提出小小的希望。奥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指出，交流的中断在各门科学之间同样严峻，与科学和人文之间的交流中断一样。物理学家和数学家的互不理解，同样以加速度拉开。生物学家和天文学家隔着沉默的鸿沟遥望对方的工作。每个地方，知识分裂成碎片，越来越专业化，由技术语言守卫。一个人能够掌握的技术语言越来越少。我们意识到现实如此复杂，那些使共同话语成为可能的统一理解或综合理解不再存在。或许，它们只在日常需要的低层面上起作用。奥本海默进一步暗示，在语言之间寻找桥梁，这种努力是误入歧途。努力向门外汉解释现代数学和物理学的现实观念，根本没有用。这不可能用任何真诚的方式做到。使用些粗糙的比喻来做，是散布虚假的谬论，助长理解的幻象。奥本海默暗示，我们需要的是极度的谦卑，是承认常人实际上不能理解大多数东西，承认即使是受过高深训练的知识分子对现实的认识也太少了。

关于科学，这种冷静的观点似乎无懈可击。也许，大多数知识命定是破碎的。但我们不应该就此承认，历史、伦理和经济等知识的命运也是如此，社会和政治行为的分析与构想的命运也是如此。在此，必须重申文学主宰行话的权威性。我不知道这是否能够办到；但这赌注很大。在我们时代，政治语言已经感染了晦涩和疯癫。再大的谎言都能拐弯抹角地表达，再卑劣的残忍都能在历史主义的冗词中找到借口。除非我们能够在报纸、法律和政治中恢复语词意义的清晰和严谨，否则，我们的生活将进一步拖向混沌。那时，一个新的黑暗时代将来临。这个前景并不遥远。“谁知道呢，”布莱克默说，“或许下一个时代就根本不会用语词表述自己……，因为下一个时代也许不会像我们现在理解或过去三千年所理解的那样有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