筑进革命的乌托邦必然有一个理想而模糊的轮廓。今日必须抢在明日之前行动；一旦落入将来时态的掌控，想像力就应该集中在短程。这是革命形势的本质。梦想必须死盯在可能实现的阵地。

马克思主义有一整套构想和乌托邦可能，作为“历史另一面”没有澄清。在无阶级社会里，在真正共产主义社会，生活的本质和动力是什么？这个问题从一开始就提出。但大多数答案从逻辑必然性来看都很马虎粗暴、幽默可笑。前路多艰险，潜伏着实在的危机和逆流。研究经济政治冲突压力和破碎景象的历史学人都知道，动词“to be”的词形变化中有将来完成时。布罗赫称之为“希望原理”的知识，是他努力的核心。但他没有时间，也没有阐明细节所必须的想像力习惯。只有当历史条件接近的时候，只有当地平线停止退却的时候——这种情形很新，很极端，需要完全重新定位我们的意识，定位我们组织时间意识的线性比喻——我们才能对解放之后、人性化之后的人类状况提出确切的问题。

但并非只有马克思主义才在终极目标上含混不清。绝大多数主要的宗教和有关希望的神话同样如此。伊斯兰教的一大缺陷也许就在于它的天堂太具体。当天堂在想像中平淡无奇，它再完美也会索然无味。但丁知道，精神总是梦想朝前冲，直奔那道最终抹杀一切细节的强光。

不过，对于“以后的历史”，还是可能提出某些问题。任何后历史社会的理论——我们的“历史在场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和社会冲突的压力——都必须考虑到在正义城邦中人类动机的困境。用什么来取代已经瓦解的希望的原始机制？怎样才能激励维系看起来与人格一体的前进动能（或者，借用弗洛伊德吊诡的说法，怎么才能只有文明，没有不满）？ 大规模必然消闲的经济前景，开始将一个棘手的现实带给这些问题。

在扑朔迷离的未来领域，文学环境提出了一个特别的问题。迄今为止，文学都是用戏剧化的方式表现希望，都是用可能性来批判现实。未来还需要文学吗？文学根植于残缺的历史存在之中吗？如果现实满足、吸引了全部的洞察力和行动力，人类还会同意将想像力用于虚构吗？

在《文学与革命》狂想曲式的结尾，托洛茨基肯定，共产主义取得胜利之后，艺术仍将存在；“新时代的诗人会以新的方式反省人类思想，重新体验人类情感”。他预言“艺术与自然的壁垒会倒塌。”这些话像新闻宣传标语，也必然是如此。托洛茨基的目标有些含混：他希望证实，只要共产主义将无产阶级从特定的阶级意识和精神牢笼中解放出来，就不存在所谓的无产阶级艺术；但与此同时，他想大家专注于当前的社会宣传任务，远离做乌托邦未来的梦想。

菲舍尔发现，艺术可能或应该过时、多余、无法忍受——在传统的革命思想中，几乎只有皮萨来夫（Pisarev）坚持清教徒式的虚无主义；但即使在无阶级社会，艺术也会存在，因为艺术是人际之间保持认同的最重要模式。这个观点只是看上去稳固。如果消除了各种异化方式，还需要艺术这种认同吗？艺术还会被认为是重要的认同过程吗？菲舍尔宣称，歌德、司汤达、普希金、“尤其是莫扎特、永远最重要的莫扎特”，他们具有不朽的生命力。但新艺术会产生吗？主要作为记忆的特殊科目、作为情感博物馆中一系列珍宝的艺术还会存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