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托洛茨基说，在新社会中，人类将根据社会规划的问题、根据科学假说或“最佳运动体系”来“分帮结派”，那时，他可能想到的是这种冲突的秩序。尽管会有局部的、战略性的意识形态对抗，但是它们不会破坏社会在终极目标上的共识。布莱希特在《高加索灰阑记》（Caucasian Chalk-Circle）的序言中给出了这种模式——用戏剧再现的形式表达、探讨、解决社会冲突的个案。这种由病人来“演出”和探讨的方式，已经在某些精神病疗法中加以应用。从教学的角度、治疗的角度、实验和发现新态度和行为过程的角度来看，戏剧的前景无限广阔。戏剧情节——无论是埃斯库罗斯的《乞怜人》（The Suppliants）还是布莱希特的《四川好人》（The Good Woman of Setzuan）——可能是整个社会或心理复杂对抗和选择的清晰速记。甚至像计算机对复杂的因素给出合理的组织和“可视化”处理，布莱希特的戏剧也能作为“程序”，为探索道德和政治抉择服务。而且，正如我们已指出，相比于其他文类，戏剧的技术形式更符合新兴大众社会的手段和需要。戏剧能够颠覆作家与大众、作家与一般共同体之间那道间离的壁垒。在剧场中，人既是他自己，也是他的邻居。

但是，这些相关的模式是否就是悲剧的模式，还不得而知。如果未来社会的面貌如马克思主义所预言，如果我们的城市丛林变成人类的城邦，如果愤怒的梦幻变成真实，那么，代表性的艺术将会是高贵的喜剧。艺术将会是智慧的笑声，就像在柏拉图、莫扎特和司汤达的作品中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