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未来形式的绪论之中，我们也希望包括贝玑对迂回叙述和咒语的实验，包括琼斯的作品。也许，最重要的是包括克劳斯的《人类末日》（Die letzten Tage der Menschheit）。

绝非偶然，其中几个革命性的方案来自德国，因为在尼采之后，正是在德国语言和感受力中，价值危机和解体最先清晰出现。不过，还有更早的先例。我们在克尔恺郭尔那里发现了未来诗学的预兆（这些预兆比在布莱克那里更精确，布莱克的辉煌与独特更多包含了传统模式，因此影响还很小）。克尔恺郭尔的《非此即彼》——当其语言处于最佳状态，既是玄学、传记，又是沉思——是我们明日的先驱。我们无法用现在的文体语汇来充分描绘它。它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却很难锁定；它仍然是一种形式不断变化的多元灵活认知，从静态的、断裂理解的现实中演化的有机过程。贝若斯（William Burroughs）有一个天真的说法“活页书”，书页能够随机或按照读者的意愿编排；在这种观念中，潜伏着克尔恺郭尔对文学形式不可见的、无秩序的潜力的洞察。不止是书籍，克尔恺郭尔的“事件”、克劳斯的“共有戏剧”、布罗赫的“赋格”，都是在语言与世界的古老复杂游戏中的新观点和规则变化。

我想要提的最后一点在基督教末世学和马克思主义美学中都能找到语境。它就是在希望的教条和人类正义的城邦中悲剧的悖论、未解决冲突之戏剧的悖论。卢纳察尔斯基猜测，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将认为悲剧是过时的文体，它将在悲剧的隐喻中认出一种过时的、奴性的宗教崇拜的痕迹。他发现必然性并不是盲目的，没有恶魔似的超自然力量插手人类事物。带着这样的发现，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渐渐把悲剧看成是高贵的毁灭，是前理性时代想像力博物馆中一尊骄傲的躯干。

托洛斯基的观点更不明确。他一方面强调喜剧在革命的新纪元中具有批评性、创造性功能，呼唤在苏维埃制度下也能出现一个果戈理，另一方面他在欧洲文学传统中沉浸太深，个人太执著于痛苦的生命感觉和充满反讽的冲突，以至于他无法放弃悲剧。由此他说出了这句格言：“我们无法预知革命艺术是否会成功地生产出‘高贵’的革命悲剧。但社会主义艺术会使悲剧复兴。当然，没有上帝”。菲舍尔加了一条弗洛伊德式的注释：“悲剧无疑将继续存在，因为，没有矛盾和冲突，任何社会（即使是无阶级社会）的发展都不可想像，或许还因为人类对鲜血和死亡的神秘欲望无法根除。

但是，与有上帝、有终极正义和报应机制的悲剧一样（高乃依《波利耶克特》的悖论），没有上帝的悲剧、纯粹内在的悲剧，是自相矛盾的。真正的悲剧与神秘的不义密不可分，离不开这种信念——人是非理性力量统治的黑暗世界中的危险过客。缺少了这个信念，戏剧冲突很难用复杂的世俗解决模式与严肃的喜剧区别开来（悲剧的方程式无法求解，因为有太多的未知数）。冲突会继续。但其戏剧化的处理方式将是用话语“演绎出来”，用语词和手势来实现辩证法，这与柏拉图对话的戏剧并非完全不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