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需要对比两次世界大战的文学，就能看到小说中现实功能的萎缩。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战争，催生了许多经典作品，比如，福特（Ford Madox Ford）的《天堂不再》（No More Paradise），巴比塞（Barbusse）的《火》（Le Feu），卡明斯的《巨大空间》（Enormous Room），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Farewell to Arms）。甚至连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最后一卷中也回响着战争和民意。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浩劫的重要作品是报告文学和私人回忆录：娇兰（Jean Paul Guerlain）的《午夜飞行》（Vol de Nuit），赫西（Hersey）的《广岛浩劫》（Hiroshima），弗兰克（Anne Frank）的《安妮日记》，林格布鲁姆的《华沙犹太人区手记》。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诗人和小说家写出集中营的现实，比得上贝特尔海姆的社会学著作《告密的心》，那么具有洞察力和深切体会。在极恶的现实面前，在径直报道现实的热情和权威面前，小说陷入沉默。

我们看起来正处于诗学记录的过渡阶段，小说技法与陈规用于表现心理、社会和科学材料。正如十八世纪的小说适应王政复辟时期详细标画出来的各级对话和社会性别冲突，如今的新闻报道和事实曝光继承了小说的自由。仅仅为了区别联想的风格和力量，过去十年中最好的例子是卡森（Rachel Carson）的《大海围绕着我们》（The Sea Around Us）、芒福德（Lewis Mumford）的《历史上的城市》（The City in History）和刘易斯描述墨西哥人区生活的社会诗学记实《山杰市的儿女》。即使是最“赤裸”的新闻报道——一系列磁带录音带——也暗中受到小说的陈规和可能性的影响。刘易斯的作品就是这种方式的有趣例子。莱辛的《金色笔记》（Golden Notebook）对妇女和都市社会进行了细致的描绘，它是小说还是传记，是政论还是精神病报告？它不是主流意义上的小说，语言全部用于创造，而是属于议论文，属于事实和理性话语的诗学。我们现在发现它起源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心理危机和政治危机——在威尔逊的具有哲理性的报告文学中，在奥威尔和马尔罗的半写实小说中，在威斯特（Rebecca West）写的旅行和历史札记《黑羔羊与灰猎鹰》（Black Lamb and Grey Falcon）之中。那个时代，世界加之于想像的压力变得毫不宽容。

继史诗和诗剧之后，小说已经成为西方文学的第三种主要文类。它表达和（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从理查森到托马斯?曼的西方资产阶级的情感和语言习惯。在小说中，商业伦理、中产阶级隐私、工业社会金钱-性冲突与快感的美梦和噩梦，都有其标志。随着这些理想和习惯的衰落进入危机和混乱的阶段，小说也正在失去其重要意义。

当小说的大量能量和遗产正在被纪实形式吸收，出现了小部分实验性作品，其中可能衍生出明日的诗学。这些是最令人兴奋的作品，但也是最不被人理解的现代作品。在这些作品中，诗歌、戏剧、小说和散文的传统划分方式被故意打破。这些作品不承认单一的归类，它们自创形式。

我想到的是抽象怪念或伪英雄，例如瓦莱里的《趣味先生》（Monsieur Teste）和卡内蒂的《火祭》。布罗赫是自由形式的大师。他的小说把诗歌、小说叙事与哲学论说艺术结合起来。《维吉尔之死》是我们时代最重要的作品，试图用对位逻辑与即时动态音乐手段激发语言的生命力。比乔伊斯更激进的是，他颠覆了一般小说要依靠的时间结构和线性进程。布罗赫的风格有神秘的魅力，因为它切近完全不同的话语符号，例如对沉默的运用（与考尔德使用空间一样），或者将数学语法投射入语言。当代写作刚刚开始利用布罗赫的倡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