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那是一个政治色彩空前浓厚的时代。1966年肖仁福开始接受学校教育，步入当地的杨柳小学。正逢“文化大革命”打响，连乡村名字也留下了“春风杨柳”的政治痕迹。一上学就遇到“文革”，可谓生不逢时。教育界乱成一锅粥，儿童入学时间在春季和秋季之间变来变去，小学学制也搞不清该五年还是六年。惶恐、茫然、无奈等种种气氛在校园中萦绕，弄得师生无所适从。由于年龄小，肖仁福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天天只顾往学校跑，竟在极其特殊的时期燃起了对于知识的极度渴望。

作家大多自小就有着过人的文字感悟能力，肖仁福也不例外。小时候他对作文就有浓厚的兴趣，每周一次的作文课上，别的学生总是无文可作，愁眉苦脸，他一提笔就兴高采烈，文思如泉涌。当时的作文课写的都是命题作文，老师总要求学生在写作中选择一些拥护和赞美抓革命促生产的内容。除开政治意义不说，这种文章本身确实与社会现实联系得极为紧密。本来就对日常生活体察入微的肖仁福，很能调动自己的生活经验，写出一篇篇获得老师嘉许的课堂习作。也许是农业文明起于结绳记事的原因，肖仁福不仅敏于文字，对数理也挺有感悟。整个中小学，他的数学成绩在班级和年级里独占鳌头，遥遥领先于其他同学。生长于农村，从不缺少对于生活的体验，数学的抽象命题在他心中，正如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借助生活这一媒介转换成为具体的物象。比如鸡兔同笼，这是大人们最喜欢拿来考小孩的题目，其他小孩无从下手，肖仁福却能找到解答问题的独特方法。聪明的脑子、优秀的成绩，加上性格实诚、懂事听话、热心质朴、关爱他人，这样的孩子即便在那个不看重分数的年代，也颇得老师偏爱。只不过经常引起同伴的嫉妒，偶尔还会带来一些小麻烦。当时村口有上下两条进出小道，肖仁福家在上边小道旁，放学后自然会带着两个弟弟走上边的近道回家。走下边村道的孩子不时会愤愤地骂上一句：“哼！走上边路的人只会读傻书！”甚至上前示威，准备学大人样，挑起群众斗群众。肖仁福倒不在意，只管走自己的路，让人家愤慨去吧。

（三）

在同村同龄的孩子里，肖仁福读书最多。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同龄孩子上完小学或初中就辍学在家干农活，勉强读到高中的不多。出于朴素的对知识的尊敬心理，肖家父母没让自己的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离开学校，而是一直送他们读到高中毕业。等到高考恢复，父母又支持孩子参加高考，最后欣慰地看着三个儿子全都考上大学，成为国家教师和干部。

数学成绩优异让师生们对肖仁福刮目相看。初中时有个姓刘的同班同学，与肖仁福语、数成绩不相上下，都是数一数二的尖子生，肖仁福的数学甚至比对方略胜一筹。姓刘的同学生在工人家庭，吃的国家粮，初中毕业争取进了城步一中，农家孩子肖仁福只能在城步三中就近读书。此后两位竞争对手踏上了各自的征程，偏爱数学的肖仁福学了中文，拿笔当起了作家，数学略逊肖仁福的刘同学却学了物理专业，据说后来从事的是证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