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肖仁福在作品中又极少做道德评判，他对人性有着特别的宽容。他总结自己官场小说中人们对位置的追逐时，表露出一种对人性的悲悯与同情——“位置就是权力，人在机关或说官场，不追求位置又追求什么呢？官场中人追求位置没有罪过，天经地义，无可厚非。事实也只有到了一定位置上，你的官场人生才可能实现最大化，伴随位置的上升所带来的种种精神和物质的满足，倒是另外一码事。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是常情常理常态，更是常识。也就是说人进了官场，不谋求位置，不是脑袋进了水，也是先天弱智。位置有大有小，有好有差，做上科长，肯定会盯住处长的位置，做到处长，自然要盯住局长的位置。哪怕是个打水扫地的工人，也想着早日转干，做上体面的科员，没谁甘心一辈子做工人，尽管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有句话说，领导也是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什么社会关系就会成就什么人格。官场人格就是力争上游，找个理想的好位置，位置太低太差，到了位置比你高的人面前，你的人格都会打折。”①这里我们看不到道德的说教，而是设身处地地将自己置换于被审判的位置，由此更体味出作家不忍批判背后的心情。习惯了依据道德标准来评判作家作品的读者，有时不免在阅读肖仁福的小说时流露出迷惘的神色，会顿觉内心深处的某种判断准则失效了，因而感到心理不适，产生情感的、道德的、审美的、思想的冲突。他们发现肖仁福的作品有时语言雍容典雅，有时却又非常新奇现代；有时兴奋于感官的酣畅，有时又迷惑于人物形象心灵的不规则；等等。肖仁福在1990年之后虽然依然保持着对乡土氛围和浪漫色调的刻画，但是后期官场小说的写实比重明显增加，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温润柔曼的笔墨，而在白描式的刻画中捕捉人物的内心颤动。在《心腹》中，人们已经不能简单地用好坏标准来解读肖仁福的小说了。他将卡夫卡式的荒诞怪异的手法运用到现实主义的小说中，将真实的生活和人性的诡异结合在一起，显示出独特的艺术魅力。小说中的夸张、荒诞意味，其实是一种既立足生活又超越生活的真实，是一种以怪诞形式回归现实的真实。正是因为不拘泥于简单的评判，肖仁福才将机关小人物的卑微心态描摹得极为鲜明、生动，从而在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中增添了属于杨登科的位置。

肖仁福作品中这种撕裂灵魂的动魄惊心，实际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隐喻。他在对生活于自己同一时代的人们的经历与心态的勾勒中，捕捉到了平淡中的悲剧意味。因这悲剧的习焉不察，作家才更震惊于我们文化灵魂的血腥，才更愿意将撕裂痛处的碎片让我们慢慢品味。他在底层的苦难和官场的奢靡中，似乎看到了一个民族历史轮回的宿命。无论是在临紫市还是在贵都市抑或维都市，人们尤其是官场中人的价值观念和是非标准已经被严重地扭曲。在描写这些司空见惯的人和事物的时候，肖仁福满心伤痕，感同身受着小说中每一个人物的悲戚，体味着每一个卑微生命的无奈与痛楚，他想为每一个艰难的生命刻画飞行或坠落的痕迹。肖仁福以其恣肆的才情、充沛的想象，通过对被人忽视的湘西南地域的民间与官场生活栩栩如生的描绘，来进行民族灵魂的审查与自我心灵的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