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仁福的“风味”小说创作，得益于其对民间生活的熟悉、对文学性的自觉认同，因而避免了这一时期很多小说家都可能遭遇的文学流派和西方观念先入为主的影响，而始终坚持着对地域、民俗、历史、人情的聚焦，并形成了自己对湘西南文化的恒久关注。口耳相传的民间文化、地域风俗赋予肖仁福独特的生活感受、人生经验和文化资源，使他能够将自己的精神根基牢牢地扎于故乡的土地上，成为一个有精神归宿的作家。由此，肖仁福自觉地与流行文化、创作潮流保持着必要的距离。在其早期小说中，我们发现他几乎不太讲究复杂的小说技巧，而是基于生命的独特体验、精神感知，用自己的文字表达着一个扎根于民间的知识分子对生活、人生、地域和人情的“零距离”审视。甚至可以说，他将自己的感情、思想投注到了对生活的观察和体验中，使之成为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又将自己对生活、人生和文化的体验转化为小说中的文字，使思想与生活、现实与理想达成了一种统一。这种统一即是肖仁福小说所具有的地域特色和风味的根源由来。这种流淌于血脉之中、响彻于心灵深处的对地域风味的本能热爱，构建起了肖仁福本人及其小说中最为重要的核心观念，即立足民间地域的精神基点，审视传统或外来文化。这既是他小说创作的内在支柱，又是外在风貌的体现。有了立足于故乡的精神信念、文化立场，肖仁福才会始终保持一种民间的热情，在乡土小说、知识分子小说或官场小说中传达出普通百姓眼中的现实生活，也因此才会产生“好官主义”的民间诉求。

在肖仁福早期的中短篇小说中，《箫声曼》是颇有代表性的一篇。这篇小说通过吹箫人与镇长的小太太之间的情感纠葛，展现了民间的文化、立场、道德和坚韧精神。这种表现民间乐观、优美、质朴、善良等主题的创作，并不受制于当时文坛潮流的影响，更近似于作家自己对生活原生态的感悟和艺术把握。肖仁福在湖南城步生活了近三十年，成长、求学、工作都在这个地方，青少年时代与故乡亲人一起度过的岁月在记忆中烙下深深的痕迹，也使他血脉中融入了民间文化的豁达、淳朴和坚忍。这种生活馈赠的民间精神，潜移默化地成为其内心准则，在社会生活急剧转型、个人经历不断变迁的过程中，肖仁福能够始终保持一份淡漠、乐观的心态，坚守着自己的精神世界和艺术理念。长期的民间经历和文化濡染，使肖仁福的思想和创作具有了典型的民间色彩，这种对民间文化的热爱与20世纪90年代知识分子对民间理想主义的重新发掘，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与张承志立足民间宗教寻求理想、张炜植根民族大地寻找皈依不同，肖仁福一开始即确定了对民间文化形态的接受，生于斯长于斯，文化亦形成于斯。作为一名长期生活于湘西南的作家，肖仁福并没有像其他作家那样由国家理想主义转向于对民间文化的理解和兴趣，而是自动接受地域文化、民间习俗的影响，自觉地认同于这种文化的繁复形态。这种融入灵魂深处的对本土文化的认同，顺理成章地通过他的小说世界“真实地表达出民间社会生活的面貌和下层人民的情绪世界”①。《贝子公司茶》中的贝子公，新中国成立前夕以其清道夫的便利掩护过剿匪队员，新中国成立后拒绝了当半边街镇长的机会，仍然像从前一样打扫半边街。当自己的扫帚被人接过，半辈子清扫大街的“事业”就这样被迫放弃，贝子公自然难以割舍心中的依恋。文中这样描写：

忽然有一天，有人向贝子公走过去，要接过他手上那把大扫帚。贝子公当然很不情愿。他将脑壳别一边，瞟了瞟街外的雄河。雄河可作证，它记录着贝子公为半边街辛辛苦苦劳作的影子。但贝子公知道，不交出这把大扫帚是不行的，镇上事先已通知了他。他的目光从雄河上收回来停在脚边的青石板上时，眼睛兀地就模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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