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11月的一天，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一名叫杨树达的学生因为神经病症状发作，来到鲁迅家中，举止有些反常。鲁迅十分紧张，以为是论敌派来的打手，连夜还写了一篇题为《记“杨树达”君的袭来》的文章，说“我还没有预料到学界或文界对于他的敌手竟至于用疯子来做武器，而这疯子又是假的，而装疯子的又是青年学生。”（《集外集》）可见鲁迅对人的狐疑已经到了十分敏感甚至神经质的程度。1926年，鲁迅应老朋友林语堂之邀，赴厦门大学任教。一个学期的课还没上完，鲁迅就向院方递交辞呈。其实并没有事情，不过是顾颉刚等与他观念歧异的“现代评论派”的学者相继南下，成了他的同事。他“坐在电灯下默默地想，越想越冒火，而无人浇一杯冷水，于是终于决定曰：仰东硕杀！我勿要带来者！”于是到了广州的中山大学，才三个月，傅斯年又延请顾颉刚来中大任教。鲁迅竟提出抗议：红鼻（顾颉刚）来，我就走！阻止不成真的就卷席走人。见地不同的同行，何至于到了不共戴天的地步！后来，包括林语堂、钱玄同等老朋友也成了陌路人。

就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许多与鲁迅结怨很深的人并不见得就是坏人、恶魔，他们与鲁迅的意见分歧有时不过是仁者乐山智者乐水。鲁迅自己也不见得总是在情占理，但他习惯于把人往坏处想，因此很容易就失去了对人的信任。除了死去的人，特别是烈士，鲁迅很少会赞誉一个人。在鲁迅的意识里，社会的黑暗更多是来自人性的黑暗，中国革命之所以艰难反复，未来之所以不可寄托，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国民性的龌龊。他不止一次地宣称自己“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中国人”。由于对人性的不信任，鲁迅对社会的乌托邦抱有怀疑。他说：“我疑心将来的黄金世界里，也会有将叛徒处死刑。”《两地书·四》作为一个人道主义者，鲁迅压根就对人不抱什么希望。他从自己为人的经验里得出“一切人的靠不住”（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的感慨。包括那些要去拯救的群众，他们很可能会把你像耶稣一样吊死在十字架上。鲁迅可不想效仿耶稣，他不想把自己当成祭品，他期待自己对人的付出应该有相应的回报，甚至把自己的奉献当作谴责和挖苦别人的条件，因此他有了比付出更多的付出——心里总是郁积着深深的怨愤和痛苦，有时候甚至想到要报复。他曾经激愤地说：“我先前何尝不出于自愿，在生活的路上，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也以为快活。而现在呢，人们笑我瘦弱了。连饮过我的血的人，也来嘲笑我的瘦弱了……这实在使我愤怒、怨恨了，有时简直想报复。我并没有略存求得称誉、报答之心，不过以为喝过血的人们，看见没有血喝了就应该走散，不要记着我是血的债主，临走时还要打杀我”。（《两地书·九五》）把自己帮助过的人称作是喝过自己血的人，话说得也太难听了。既然知道喝自己血的人要嘲笑和打杀自己，又何必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呢？很难理解，一个对人性极度失望的人，如何站立到人道主义的立场上。